历史的变迁 人性的挽歌
摘要：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通过对各色人物的描绘为我们生动地呈现出嘉绒藏区在历史转型时期的芸芸众生相。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在阿来独特的构思下显然成为了一部充满权力斗争的史诗。小说围绕权力描写了以麦其土司家族为中心而展开的各种斗争和冲突，向我们展示了最后的土司家族及土司特权下的各类人为了无节制的权欲而互相争斗的画面，更展现了在这即将灭亡的土司特权下人性中美好的亲情、爱情和尊严的迷失和异化。
关键词：历史转型；权力；亲情；尊严；爱情
The vicissitudes of history elegy human nature
—" Definite End " micro humanity under the franchise agent
Abstract: The novel Definite End of A Lai presents all mortal beings in the gyalrong Tibetan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historical change by describing all kinds of people. This work obviously becomes an epic full of power struggle under the unique thought of A Lai.This novel describes all kinds of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of power of Tusi family Maichi, presents us the last family of Tusi system and the endless struggle for power between them, and more important, shows us the affection and love of the beauty of humanity, also, the lost and dissimilation of dignity, under the dying Tusi system.
Keywords: historical change, power, affection, dignity, love
阿来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以其重归古典的史诗叙述，独特的视角，丰厚的文化意蕴、充满灵动的诗意的语言以及丰富的内涵赢得广大读者和社会评论家的广泛认同，并以极高的得票率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随之《尘埃落定》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现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民族写作论：主要从傻子的叙述视角、表达人性尊严等方面体现跨民族写作的创新与突破。（2）以诗为史说：从其单纯性、传奇性的情节叙述，追忆祖先血性的衰落消亡史来表现史诗的性质。（3）对藏传佛教的探讨。（4）阿来小说的文化回归情愫。 （5）人物形象分析和探讨（女性形象、僧人形象）。（6）对小说主人公“傻子”的形象分析。（8）土司特权制度下的人性异化。其中针对土司特权下的人性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中主要人物的具体分析研究，来探析权力下人物欲望的膨胀和人性的扭曲。本文旨在分析在社会大背景和土司的特权制度的双重交织下对于人性中最本质、最美好的亲情、爱情和尊严的叛离和抛弃。
作为一部以藏地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尘埃落定》满足了许多人的猎奇心理，作品中关于藏地风俗人情、故事传说的描绘为我们展示了不同于中原的独特边地文化，曾引起多方关注与评论。但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丹纳在其巨著《艺术哲学》中曾说:“艺术品的高低取决于它所表现的历史特征或心里特征的重要、稳定与深刻的程度”。一部具有不朽生命力的作品，溯本求源，仍在于其所蕴涵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深度与广度。而《尘埃落定》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深遂的哲理思想和普遍的人性追问的作品。作家阿来在康巴藏族土司这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以它独有的“傻瓜”儿子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最后的土司家族及土司特权下的人性的迷失和扭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如“尘埃”般的人性图。本文旨在分析在社会大背景和土司的特权制度的双重交织下对于人性中最本质、最美好的亲情、爱情和尊严的叛离和抛弃。
历史变迁下的“人心萎缩”—乱而无序的尘埃
在作品中，作者竭力展示的是社会历史转型时期“人心萎缩”的生存状态。从文中可以看出，土司制度是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交织下的畸形产物，它只会存活于有农奴根基、封建根基的土壤上。当社会逐渐进步，制度开始转型，代表落后、愚昧的封建土司制度必然要遭遇强大的冲击和碰撞。而当土司制度所代表的落后原始文明之门被另一种比如罂粟、军队、梅毒更强势的外来先进文明扣响甚至冲击时，就如傻子所说：“它们好像在一片空旷里迷失了。不飘动是因为不知道该飘向哪个方向。”这群人就如天上的云朵一般，在社会交替的大背景下普遍处于自我迷失的境地，内心如尘埃般繁杂纷乱，不知何去何从。在正在改变的世道前，在新鲜事物面前他们表现的如婴儿般无知和迷茫，对这一切无可奈何却又不知所措。他们好像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改变不了。在自己的居留地，在自己能看到的日子里运用手中的权力沉沦、折腾成了他们唯一能证明自己的方式。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的欲望空前释放，如在末日的狂欢。于是在这样一个虚华的尘埃世界中，土司家族及土司特权下的各类人分分登上了权力斗争的舞台，并且倾力表演着人性的堕落和扭曲。这正应了阿来的那句话：“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时期，礼会总是显得很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委琐而混沌。”
一、 权欲膨胀下的“疯狂自残”——荒芜萧条的亲情
亲情应该是世间最温馨、最稳固的感情。在亲情面前没有尊卑，不分长幼。在亲情面前，芸芸众生都褪去光环和附属还原为普普通通的父母、儿女、夫妻。亲情是人性提纯的精华，一路扶持我们穿越苦难、品味幸福，甚至在连希望都破灭的时刻为我们唤回宝贵的生命。但是在《尘埃落定》里，我们看到了亲情在权力面前不值一提，暴露出人性隐秘且残酷的一面。就如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利所说：“再次引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句名句，绝对的权力也、导致了亲情、爱情的‘腐化’和人性的‘溃败’。亲情、爱情应是世间最美、最真的情感，它们是构建完整、美好的精神家园的最主要材料。但可悲的是，阿来在小说中展现的是一个如此荒芜、萧条的精神世界…权力是剥夺亲情的最魁祸首。”
这种亲情的荒芜主要表现在麦其家族父子之间。父子三人围绕着“权”进行着无情的比斗，使亲情在权欲面前黯然失色。大儿子旦真贡布在与汪波土司的战斗中勇猛无比，战果辉煌。但在胜利狂欢的那个夜晚，老土司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一个新的英雄的诞生，就意味着原来的那个英雄他至少已经老了。”出于对权力的贪恋，为了维护自己绝对至上的地位，老土司处处提防未来的继位者，恐惧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他。因为无法忍受失去土司之位，在宣布传位于大儿子的那一刻突然地衰老。可是，随着“哥哥在床上一天天消瘦下去，父亲却又恢复了精神。”当已成为权力继承者的大儿子替自己遭仇家杀害后，身为父亲的老土司，经历着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到老土司的丧子之痛，反而“重新焕发了活力”，坐在土司的位子上“越活越有味道了”。在这里，老土司被权力充斥的心里完全没有亲情的容身之地。死的人是谁已不再重要，因何死亡也已不再重要(事实上，哥哥是麦其土司的替罪羊)。对于剩下的唯一的小儿子，他也是忧心忡忡：
土司脸上突然布满了愁云，说：“天哪，你叫我为自己死后的日子操心了。”他说，“麦其家这样强大，却没有一个好的继承人。” 塔娜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丈夫不是好继承人?” 土司变脸了，他说：“还是让他先继了茸贡土司的位，再看他是不 是配当麦其土司。”
…
父亲对我说：“傻子，看看吧，不要说治理众多的百姓，就是一个老婆，你也管不了她。”
…
父亲说：“但要说好，边界上的地方是我借给你的，等女土司一死，你就把那地方还给我。”
……
我问书记官：“父亲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会死去呢？”
他用眼睛说，权力。
“自己越来越壮实”，继续执政不成问题；“没有一个好的继承人”，“傻子” 儿子接班成问题。仅仅是心里头想了想、口头说一说要逊位就“做出要死的样子”。前面还说自己的“傻子” 儿子料事如神，要他按个人的主见去“治理”拉雪巴土司、贡茸土司，而今一下子成了“连老婆都管不住”的低能儿，并对他说:“边界上的地方是我借给你的，等女土司一死，你就把那地方还给我。”冠冕堂皇的理由，无非是想把小儿子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达到继续稳坐土司高位的目的。而当小儿子在边界建立市场、功成名就回来时，他看着这声势浩大的场面竟以为儿子会对官寨发动战争逼他逊位而惶恐不安！他带着极大的惶惑时时刻刻地挣扎着、戒备着，权欲为其滤掉了亲情，使他进化成了一个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物种，也使为父之道和血浓于水的真理毁于一旦。人性之恶，人性之丑陋在这里暴露无遗。正如四川大学的张莹在其《<尘埃落定>的人物论辨析及人性悲剧探微》中所说：“他无时一无刻不向往权力，即使在领地握有生杀大权也仍不满足。“以前的麦其土司都不够强大”，他才是最强大的麦其，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一直处于“最强大的”权力的巅峰……老土司把“权力”完全看作“自己”的，即使儿子也不能与之分享，这样的病态最终也致使老土司的人性在追逐权力自由的同时一不可避免地沦丧和扭曲。”
哥哥坦真贡布和“傻子”二少爷两兄弟对权力的渴望、对亲情的淡漠也决不亚于他的父亲。因为弟弟是个“傻子”，不会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聪明”的哥哥在“傻子”弟弟成长的少年阶段给予了他无私的爱，“傻子”弟弟也深爱着他的哥哥。但“傻子”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在一次次见到由于权力之威使得“壮实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都纷纷“脱帽致礼”和“做出灿烂的表情”之后，作为一名潜在的土司权力继承人，即便有点先天犯傻，他仍旧禁不住会发出“啊，当一个土司，一块小小土地上的王者是多么好啊!”这样的由衷感叹。他的权利欲望也开始萌发。当他知道最终成为麦其土司的那个人不会是他，而是他的哥哥时，“傻子”少爷本该纯净的心也感受到了权力的魔力，心里也便有了痛苦，“开始管不住自己了”。他开始故意反对他的哥哥，如在麦其一家在讨论到底种什么时，大少爷说要种婴粟，而他偏要说种粮食；他在边界上建造的装粮食的大仓库，是对哥哥建造的封闭式堡垒的摧毁和讽刺；哥哥趁饥荒肆虐拼命征伐扩充领地，而傻子则在危难之际打开粮仓广布施舍。相对于好武力、缺乏理智和头脑、把对权力的渴望公诸于众的哥哥来说，傻子则表现的深藏不漏、攻于心计。随着麦其土司家族在婴粟花战争中的胜利，“傻子”少爷逐渐成为了下任麦其土司的有力争夺者。这使得大少爷对“傻子”弟弟的爱慢漫冷却，代之以嫉恨，并常常骂其是在装傻。而后来大少爷竟然做出了勾引弟弟的妻子塔娜的举动，兄弟之情消失殆尽。而在弥留的最后一刻，他却能顾念兄弟之情地说:“‘想想小时候，我有多么爱你啊，傻子。’是的，在那一瞬间，过去的一切都复活过来了。我说:‘我也爱你。”亲情在此刻的意义就是对以往一切的一种解构，而在解构的同时，又体现出对无谓的权力之争的巨大嘲讽。兄弟亲情被权力粉碎，人的道德，善良的本性在权力的诱惑下荡然无存。
二、欲望追逐下的“人性摧残”——不足挂齿的尊严
在《尘埃落定》里，阿来娴熟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奇特的多层次的西藏画卷，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民族风情和文化神秘感。但是阿来“并不仅仅局限于写异乡异闻，而是在写一种原始状态的人和魂，里面有爱与恨的纠缠，有生和死的搏斗，有对金钱，对权力的接近和背离。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阿来无疑成功地展现了人性层面的共性。”这正如茅盾文学奖评委会评委严家炎教授撰写的评语，《尘埃落定》以“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并从对各类人物命运的关注中，呈显了土司制度走向衰亡的必然性，肯定了人的尊严。”它是“一种在历史中对人性尊严地拷问。”
茸贡土司，一个女土司，犹如女儿国的国王，在强烈的权力欲望面前把尊严践踏的一文不值。出于对财富的追逐，她将土地全部种上了鸦片，以至在丰收之年使自己的百姓挨饿。庄稼受害，她的“臣民”处在饥荒的边缘上，为换得大量粮食解决燃眉之急，她竟将女儿的美色作为武器，不惜将女儿嫁给众所周知的傻子。而等到她得到了傻子的粮食后，随即背信弃义，杳无音迅。直到自己又遭了新一轮的威胁，竟不顾土司之间的礼仪，直接将女儿送给傻子。作品还进一步写道，自己的女儿嫁了以后，按照规定，她年老后，可以由自己的女婿来当茸贡土司，但是，她却一再写信拒绝女儿女婿的归来。为了自己的权欲，为了自己持续的统治，毫不留情地将亲情残踏在脚底。她在摧毁自己女儿尊严之后也让自己的尊严扫地。为了填补内心的寂寞自己跑去与麦其土司苟合，而在土司们最后的聚会上，年老色衰的她难敌妓院年轻的妓女而被冷落时，她仍不甘寂寞，煽动少年汪波土司勾引她年轻貌美的女儿。在对傻子的恶意报复的同时，也表现出作为一位女性的自我践踏对尊严的侮辱。她在权力与爱欲领域之间拼命追逐，岂不知在追求的过程中，尊严早已没有了任何意义。
同样美丽的麦其土司二太太对权力的渴望和权欲下对尊严的无视一点也不比贡茸土司弱。张宏勇在其《<尘埃落定>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读》中论述：“在《尘埃落定》中，我们也发现作家把土司太太和茸贡土司塑造成了权力的妖妇。她们有共同特点，就是权力欲望强烈，并且及其自私。”对麻风病人的处置体现了权力阶层对下层人民生命的漠视。同时在替父亲实施土司权力、处理公事时表现出的兴奋和狂欢也赤裸裸的书写着麦其二太太对权利的享受和喜爱。在对管家的斥责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夫妻之间，也会因权力产生嫉妒和愤怒。 同时母亲对“我”与下人们在一起玩耍是大为恼火的。“而这种事情，如果父亲在家里，是绝对不会阻止的。”当挥舞的皮鞭抽打在家奴身上而主人公“我”似乎流露出几分同情时，时刻都在“充分享受着土司权力”的母亲立刻教训般地指出:“你身上长着的可不是下贱的骨头。”这件事情，从本质上分析，是由母亲权力下的虚荣心和内在的自卑感造成的。在没有卖给麦其土司之前，我的母亲是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任人践踏、凌辱的妓女。可是在一跃成为特权阶层后，她开始享受这种权力生活的同时也在奋力抵触那个她曾经属于的阶层。因为曾经被无视，被践踏，所以即使是爬上了贵族阶层，到底是底气不足，自卑自惭。也正因为爬上了贵族阶层，手中有了权力，使她以一个施暴者的身份来残忍的对待、践踏底层的人民的尊严，作威作福，以此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虚荣。在她抽打、践踏那些“下贱”奴隶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抽打曾经的自己，对自己尊严的践踏。这反映了麦其太太对自己下贱的历史的痛恨，也急于让这一“污点”消失。但事实是越痛恨就越在意，进而却不能忘记和抛弃。麦其太太如此的看重和介意，是她强烈的虚荣心所造成的畸形心理的体现。所以在“我”听了她那句“你可以把他们当狗打、当马骑，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时，“忍不住笑了”。因为在“我”看来，她这个聪明人暴露了“很蠢的地方”：那些家奴认得清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身份，而“我”的母亲，“一个出身贫贱的女子”，却忘了自己的“根子”和“骨头”，凭借一时的权力耀武扬威。她不曾去想，自己曾经也是被别人“当狗打、当马骑，不当人看”的一份子。她还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当上土司太太，完全是人贩子给她制造的一个偶然。在权力和欲望面前，她选择忘记那些与到手的权力无关的事实，自欺欺人的任由尊严和人性扭曲。
阿来曾解释说他想写的是权力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在掌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关系中，权力使人分化;而面对分化的结果—权力对人的压迫，无权者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屈服，一是反抗。”在阿来笔下等级森严的世界里，下层人的自由和尊严俨然成了上层阶级打发寂寞、维持统治所任意玩弄的对象。而恰恰在这片丧失了人道、文明的大地上，被压迫者的奴隶意识也滋长着。在这种土司特权制度下，家奴们自觉地认同着土司们的权力，从不反抗，并准备随时服从于它。所以，当代表着更为自由、民主的外来文明袭来时，他们虽闪现出了对自由、尊严的渴求（这正是他们的天性)，但内外双重的压制最终扑灭了这点光芒，惨杀了这份美好人性。“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从不自觉的自由天性到自觉的社会化人性的社会濡染过程。”
小尔依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从一出生就被现存的社会体制赋予‘行刑人”的特定身份。可这样的身份不能遏制自由天性的萌生。虽然杀人是他的天职，但他能意识到‘杀人是痛苦的”。可现实是残酷的，小尔依最终还是从拥有生命意识的人蜕变为了麻木的杀人工具。在翁波意希的舌头落地的那一刻起，小尔依也失去了躯体内人性的‘灵动和鲜红”。“是行刑人就不会害怕，不是行刑人就会害怕”，这是上司体制培育出来的小尔依，是奴隶意识引领下本真人性自觉失落的标志。
和小尔依走向同样命运的还有桑吉卓玛。桑吉卓玛的主要身份是13岁的傻子的“性爱”老师。但是，由于傻子发现桑吉卓玛爱上了银匠，傻子就让桑吉卓玛唱歌，一唱感觉荣幸，二唱感觉高兴，三唱就觉得不对劲，四唱时桑吉卓玛流出屈辱的泪水。后来，桑吉卓玛在草原温泉误以为傻子“旧情复燃”，在泉水中为傻子尽情开放，而傻子却只是戏弄，桑吉卓玛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骂傻子道：“你去死吧”。幸好后来傻子给了桑吉卓玛自由民的身份，让我们看到尊严在一个被傻子多次蹂躏的女仆身上得以复活。桑吉卓玛虽然对自由民的身份有着执着的追求，可奴性似乎远比她的自由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现实。她抛弃了银匠，却为傻子忠心耿耿地寻找着‘侍寝”的姑娘，“傻子”少爷让下人享有了向饥民们发放煮熟的麦子的一点点特权，每一个掌勺的人都会高兴得在心里喊着二少爷万岁，桑吉卓玛即使是累得汗如雨下也不肯放下施舍的勺子，并中气十足地对饥民叫喊，她感受到了享有“权力”的魔力，她沉醉于施舍的快乐，殊不知自己接受的也是主子的施舍，殊不知自己脸上那荣耀、尊贵的光芒恰是自由、尊严的人性失落的悲哀。
“作者用‘傻子’的眼光和智慧告诉世人，雪山栅栏环围的至美田园并不是天堂，罪恶同如画的风景、美妙的牧歌一样无处不在。仇恨、掠夺和放纵让人们心灵空虚，无所依托，崇高的精神原则对此无可拯救，反而遭到无情践踏，劫后余生的大地，一切都像茫茫尘埃徐徐落定。”翁波意西，一个在圣城拉萨获得格西学位、以智者的面目出现的僧人。初来麦其土司领地的他自信而天真，充满维护信仰的勇气和力量，也对自己信奉的教义几乎痴狂的热爱。“我要祝贺麦其土司，一旦和圣城有了联系，你家基业就成了万世基业。”他对未来土司—大少爷旦真贡布说“我对你抱着希望，你和我一样属于明天”，“世界需要我们这个新的教派”，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然而，事实已非所想象的样子。领地上婴粟花火一样蔓延，土司及其继任者醉心于权力、阴谋和女人。他的新教派老土死不感兴趣，他宣扬的教派主张与老土司背道而驰。更为不幸的是，百姓们并不比土司对于新教派更有兴趣。于是他的理想、信念在这个没有信仰和精神依托的部落不仅不可望更不可及了。但由于坚持认为“凡是有黑头藏民的地方，都只能归顺于一个中心，”“天下就不该有土司存在”，他攻击了土司制度，并预言了土司的灭亡，所以被土司判了死刑，但临刑前，土司改变了主意，变死刑为割舌头。至此翁波意西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此前他是独立僧人，此后他沦为麦其家奴隶。割舌前他是不受权力左右的信仰坚定的僧人，割舌后他己失去独立僧人的身份，并最终选择依附权力成为麦其家的书记官。一个本应不问红尘中事的僧人宁可舍弃“善”和“节制”而向当权者一妥协，最终走上他曾经不齿的依附权力的道路，永远的失去了作为一个僧人的信仰和操守。而由“僧人”到“奴隶”再到“书记官”的历程恰恰是他从最初的自信执着变为动摇放弃，一步步丧失尊严、人性走向扭曲的历程。
三、享受权力下的“心灵背叛”——虚伪浮华的爱情
爱情对于阿来笔下那个尘埃世界的人们好像是奢侈的。那里的爱情大都建立在利益和不平等的基础上，也就注定了一个个悲剧的必然性。
文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傻子”二少爷与美女塔娜的爱情。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交易，也注定是一场悲剧。塔娜的出现是因为茸贡土司遭遇了危机，嫁给傻子是因为茸贡土司受到傻子的挟持;而让塔娜最后靠上傻子，是因为此时强大的傻子手中有麦子。等看到麦其土司的合法继承人是傻子的哥哥——大少爷才是未来权力的持有者，已为人妻的塔娜便靠向了麦其大少爷。大少爷南方兵败又被寻仇者杀死，傻子此时又没有什么作为，老麦其土司没有任何让位的意思，心灰意冷的塔娜在母亲的引导下再次背叛了傻子，投向了更为年轻、在南方打败麦其大少爷的新的汪波土司。这让人看到了两个字：权力。阿来曾经说过，写作《尘埃落定》的目的就是揭示出权力的秘密，看看权力是如何产生及运作的。在塔娜的爱情世界里，她始终以权力作为‘爱”的方向标。“‘权力’像一个巨大的磁铁，磁铁周围所有的物件都被磁铁深深吸引，形成一个巨大磁场。塔娜就是一个漂亮‘物件’，这一物件被这个磁铁吸引住了。在权力这一强大的磁铁的吸引下，忠贞的爱情和纯真的人性显得过于渺小。”
桑吉草玛也是一个丢失了爱情的不幸女人。最初的性爱体现在她与“傻子”二少爷之间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的畸形结果，但她惯然的奴性使她又很自然地成为了傻子少爷的性教育者。这是她爱情悲剧的开始。她对银匠的爱可以说是纯真、不惨任何杂质的爱情，可“爱的结合”却让自己从美丽光鲜的侍女一夜间变成了满身油垢的下贱厨娘。爱情没有给她她要的幸福，或者说是她高估了爱情在她心中的力量，于是爱情在贫困的生活、卑贱的地位这样的现实窘境中渐渐失色。爱情结晶的夭折，预示着侍女草玛与银匠美丽爱情的最终结局。而后对于卓玛和跛子管家的结合，完全是肉体和利益上的各取所需，只是一种生理的慰藉和试图摆脱奴才地位的一次尝试罢了。如果说桑吉卓玛最初的爱是被迫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她最后的归宿是完全、自愿的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而最纯真、最美好的爱情，只是夹杂在这不平等和各自利益之间的昙花一现，也表现着权利和欲望使人性一点点在扭曲的过程。
鸦片使麦其土司家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每个人都好像做了一场梦，但是每个人都害怕从眼前“明明是下坠，却又非常像在飞翔的梦”中醒来。在乱人心性的鸦片的诱惑下，他们的各种欲望空前爆发，几近可能的、卖力的展现着自身的丑恶和不堪。在这里同样受了鸦片蛊惑、奋不顾身的向炼制鸦片的房子里前进的老鼠是有寓意的。它们禁不住香气的诱惑，即使知道前面是死路一条，也无法停下前进的脚步，排着队，蹲在梁上，陶醉于醉人的香气，直至掉下来，被剥皮、熏烤。这正是文中以麦其土司家族为中心的一干人的写照。贪念、权欲使人性中的亲情、尊严等美好的东西不同程度地飞逝消散。他们在各自的欲海中抗争、挣扎、妥协，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性的扭曲和命运的衰败。这些悲剧中的各种扭曲衰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制度与时代共同的“杰作”。“刚有土司时，他们做出什么决定都是正确的，现在，他们做出什么决定，如果不能说是错误，至少是没有意义的。”到傻子这一代，土司制度越发违背人性，“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样的矛盾下，人们挣扎却无所适从，要生存仿佛只有‘任凭人性扭曲’这一条路，而人性扭曲却又将他们带入更痛苦的深渊，如此周而复始，直至扭曲的极端—衰败和灭亡。”
但是《尘埃落定》的意义绝不是在于向我们展现一段历史或是一种制度的终结。正如阿来在一次采访中说：“文学本质就是通过特殊的事物来反映普遍的情感跟价值观，文学从来就是这样—用特殊来表达普遍，讲的是一个人的命运，但往往映射的是一大群人的命运，讲的是一个民族的遭遇，但放眼整个世界，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类似的遭遇，也就是说反映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潜在目的更在于对人性的探讨和反思，揭示的是藏民外在的生存现实之中的内在精神状态。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追求的“普遍意义”吧。阿来让土司世界中一切的人、事、物都归入了尘土，可“尘埃落定”这个题日的意义并非仅此而已。作者寄予它的是‘尘埃落定’之后的‘升华’，土司制度的瓦解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对阿来而言，一个新的时代是开始，亦是曾经遗失的美好人性的回归。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