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景为诗——浅谈文人诗中涉及的生态观念
许德文兰州大学中文系
摘要：从上古神话到民间歌谣，再到文人诗词，创作者会在无意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这些或多或少的文字描写原本的初衷并不曾与生态诗学有任何交集，而仅仅是文人抒发胸膺的副产品。可是却也是这些文人无意识的文字描写，给现在的我们研究生态是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关键词：文人诗；田园风光；诗歌意象
中国古诗中的生态诗学要素
“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其渊源可以上溯当先民祭祀天地鬼神自然山川的巫文化，就拿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来说，早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弱，对于自然的认知仅仅信服人为赋予的不可知力量。因此在上古民谣诗歌中所描写刻画的自然景观都是有“（人）神格”的，山有山神（鬼），水有河伯（水鬼）···但是撇开民俗和封建迷信来看，这样的文字也确实能让人了解到一些客观的信息。如，“天地动怒”，其实可以用地质学里面的地壳运动来解释；“河伯不在家”，实际上可以从气候降水这方面理解···如此种种，都是生态环境的另一种描写，这也是早期生态文学的雏形，然而和古老中国的伟大发现一样，这些也都是仅仅在雏形就止步不前了。从上古神话到民间歌谣，再到文人诗词，创作者会在无意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这些或多或少的文字描写原本的初衷并不曾与生态诗学有任何交集，而仅仅是文人抒发胸膺的副产品。可是却也是这些文人无意识的文字描写，给现在的我们研究生态是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生态与诗歌的蜜月期
说到景观，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给人第一感觉必然深刻难忘的。这种感觉即包括舒适亲切的愉悦感，也包括沉重悲伤的刺痛感。前者如《诗经》开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截取的飞鸟嬉戏河面之上的画面，文学上采用比兴的手法，用美景渲染出整首诗歌平和宁静的氛围；后者则如《九歌·湘夫人》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画面描写的是洞庭秋景，加入季节因素，给人一种凋零肃杀的哀愁。
从《诗经》到屈原的文学作品，这个过程大致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承发展。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环境中的人的处境和生存状态，而浪漫主义重点则在环境中的人的精神感触。分析生态诗学，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的。风篇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雅篇的《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民间宫廷谣几乎都是直接取材自然动植物，以此为兴抒发幽情。这种描写和不自觉融景的诗歌创作一直影响后世诗歌、词、曲。这一时期的生态，在文学的开发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对于自然的认知识少之又少的。从歌咏自然以祈求社会生产生活顺利到描写自然来讽喻现实，虽然表面上的一种难得的进步，但是这么认为毕竟有失偏颇，假如以自然作比兴为特征的风雅颂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无非也只会是现实主义的一支独秀，宴饮酬唱的沙龙而已，哪会有历史上唐诗宋词元曲的百花齐放，各派争奇斗艳呢。在这里，必须要讲到屈原。屈原为楚国人，战国时代，楚国之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屈原处于巫现甚盛的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的泛神论给他文学创作以充分地滋养，他在巫现甚盛的时代氛围中，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假如说中原地区的巫文化的发展是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胜利，那么南方地区的巫文化就是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之兴起。有别于《诗经》以自然比兴、讽喻不同，屈原的骚体诗则是对于山川湖泊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对前人很少关注的花草进行大胆的开发。在他笔下的山川湖泊虽然继承了巫文化中的神格，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对话而不是跪拜。犹如奥林匹斯神话系统中的神族一样，他笔下的神格更多地是反映出人格，而人格又一高洁低俗来加以区分。如《九歌·山鬼》中的描写“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山鬼虽然不存在，但是可以从文字中猜想这可能只是诗人看到的山上生态景观的一段描写，鲜花万丛开，禽兽漫山走。而《天问》全篇则是以天神上苍作为倾诉对象，不断发问。屈原的诗歌创作算得上真正意义地正视自然，真正将自然纳入文学领域之中。这是青铜器时代，古代先民们一次重要的反思和思想沉淀。
可是铁器的发明使用，促进人类社会的又一次大飞越。在物质文明爬上更高的台阶，先民渐渐从大自然那神秘莫测的恐惧阴影下走出来后，对于自然的思考和了解则沦为社会生产、生活的附庸，或者只是效仿古人，停留着前人所认识的层面。或许用一句现代话来说“我很忙”，哪有时间思索自然和人和人生呢。也许真的是这样：秦始皇统一六国、儒学独尊、卫青与霍去病征讨匈奴、张骞开拓丝绸之路、班超经营西域···然而，强盛的汉帝国终于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喧嚣的时代结束后，文人们在习以为常的报餐之后，在厌倦繁缛的社会生活之后，终于开始了几乎被遗忘的自然生态，以及自己与自然那紧密相连的命运。
这一时期，当属山水田园诗派元老陶潜为代表。史书记载“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正是陶潜的这种远离尘嚣的性格，使得他在山水田园诗上获得了极高的建树。跳出诗词文艺的圈子来看，这一时期对于自然生态的描写，相比较先秦时期，秦汉时期是进步的，发展的。因为这一时期文人们描写自然生态环境，既不是对于自然环境的祈求索取，也不是对于尖锐阶级矛盾的批判。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对于自然依赖减小，因为社会大背景较稳定，文人没有忧国忧民的强烈创作欲望。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涉及自然生态的田园诗更多地是关注于人自身的发展和幸福。
《归园田居·其一》
晋·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三》
晋·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儒学思想统治下的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十分普遍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文人心中的理想如此，但是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朝各代的官僚体制是不可能像古希腊罗马城邦民主制那样理想的，它不但庞大而且都是逐渐臃肿直至爆炸崩溃！因此也有文人深谙此道，明哲保身，纵使做不到庄周那样逍遥游于世，也乐得躬耕于野。比较官场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流连于山水田园未尝不是一件美事。诚如陶诗所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的樊笼不光是指世间那功名利禄的套索，也是从太古时代一直让古人碌碌的生存资料的累及。也许这么说太牵强太浪漫，人生在世食五谷杂粮，超脱物外的有谁。伯夷叔齐不满现实与理想的颠倒，隐居深山且采薇而食，世间能及此的又有几人？就如民谚所说“太专心于利禄，精神会消瘦的，太流连山水，秀才会饿死的”。晚年陶潜作《五柳先生传》，虽无确凿证据，但也可以大致理解为他晚年穷困潦倒生活的写照。但从结尾“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可以看出，复得返自然的他是不曾后悔懊恼的。他笔下的自然生态犹如自己的心境一样，祥和干净，这也是他的精神写照。
如高尔基所言“幸福各种各样，不幸却意外相同”，后世如此者也大有人在。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後，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清明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巅峰——大唐帝国的在野文人比陶潜幸运许多，自少游山玩水的质量要更高一点。儒释道三教的交流，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名利场中觉悟出来。佛教的众生平等，；道教的逍遥无为，无我齐一。这些都启迪知识分子去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改变过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观点，而是去了解自然适应自然，如动物，如原始人类。人类并不因为文明的进步而翻身为主。这些知识分子的诗文应更倾向于赞美自然，歌颂自然，感恩自然。他们的诗文幽静素雅，悠然自得。因为有了自然的好生之德，才会有我们人类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人类的努力，我们才能活得更好更幸福。
另一种生态描写
除了和平安详的田园风光，唐朝诗派还有刚劲雄武的另类生态诗歌——边塞诗。
唐帝国为彰显国威也与强汉一样四处用兵。边塞风光的诗自然也十分丰富。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诗人眼中的边塞不像渴望建功立业者那样简单，他更关注的是边塞生活的实际情况以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没有高大上的理想，也没有斩将杀敌男儿热血，相反的他关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而是战争的真正主体——默默在战场上奋力厮的底层士兵。或许是战争久了，就算诗人有太多的情怀也渐渐觉得单调乏味了。诗人的直觉是敏感的，在庆功宴上灯红酒绿之时，也不禁会回想起塞外艰苦的环境，战场上残酷的厮杀。于是有心的诗人应默默铺开宣纸，洒泪挥毫，记载下那些无名英混的功德。边塞诗中的景观不如田园派那样秀丽优雅，它是粗狂苍劲的，它描写的是自然狂躁可怖的一面。边塞是死人的地方，而田园是养活人的地方。然而，客观来讲，这些是人类自己的责任，假如不在边塞打仗，而是游览那也是另一番风情。
文人诗与生态观念的没落
相比帝王将相，文人与自然更显亲近。毕竟功名利禄，过眼云烟，他人舍不得，我舍得。封建社会的末期，诗文也越来越势弱，反观之，是市井文学的兴起，又是一次社会飞跃。而在这样的时代能作为代表的文人，大约也只有“风流才子”唐伯虎了。政治上的落魄与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性格，使得唐伯虎的诗歌更贴近自然更贴近人的天性。就如他著名的《桃花诗》：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花与酒，贵与贱，醉与醒，驰与闲···比来比去，唐伯虎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有酒有闲的贫贱生活。或者干脆讪笑诗人看不穿：那高贵的车马，那豪杰的名声岂是生来就有？岂是长久永存？而真正值得做的却仅仅是在树下悠哉悠哉，有这样的光景又哪有闲工夫去追逐名利富贵？世人笑唐寅忒疯癫，而事实上却是他的胜利。
诗学的没落与当代生态的现状
自然生态的循环使得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开发具有长久性。从石器时代到工业时代前夕，人与自然的都是处于和谐共处的时期。然而集聚人类千年来智慧的工业机器却将这和谐砸得粉碎。茂密的深林被夷为平地，清澈的河流变为臭水沟，洁净的空气充斥着刺鼻的焦炭味，野生物中的迅速灭绝，人类各种疾病的出现，原本闲适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奢侈···
生态破坏由新词转变为世人皆知的却又无能为力的事情。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诗歌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的现状，从生态的观念来讲，是人类利用工业机器从自然生态中攫取大量财富之后，社会分配不平衡的一种表现。生态环境不仅仅是人类衣食父母，更是在精神上启蒙人类，从自立，自我到思考。然而人类对待自然的不理性却又为自身招徕不行，两次世界战争，中国的大跃进。实质上是毫无理性的对于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的极大报复。中国诗歌的没落，中国生态观念终究只是雏形。代表所谓“纯真年代”的海子写过一首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首诗很难得地描写了现代人生活的现状，不光是自然生态的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生活不再是人为主，而是因形形色色的客观因素来左右。自然孕育了人类，但是人类却越来越偏离自然。
尽管现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保组织，生态机构，然而人类毕竟是个庞大的整体，就算一辆列车紧急制动，它自身确有很大的惯性。当代生活忙忙碌碌，自然似乎已经变得陌生。然而，潘多拉魔盒里面最底层的依然是希望。田野，森林，河流，山川总会有回复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