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反腐败的未来发展趋势
摘要：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腐败现象，十八大以来，尽管反腐的成绩已经很显著，但这这一问题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只能说明当前的反腐形势更加严重。因此，接下来要如何突破目前的反腐现状，中国未来反腐应该如何发展甚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反腐 反腐现状 未来趋势 关键所在
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执政以来，党的执政地位使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也很有成效，但为什么大案、要案仍然时有发生，有些不正之风屡禁不止？大家知道，尽管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这些年来是不断地加大，阶段性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认可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仍然呈现着易发、多发的态势。发案率高，特别是经济违纪、违法案件居高不下。什么概念呢？在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当中，经济类案件大概要占到 44% 左右；在被查处的经济类案件当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案件大概要占到 50% 以上，一半以上；在被查处的行贿受贿的案件当中，建筑领域的案件将大概要占 1/3 以上；涉案的金额大。今年 1 月到 7 月份我们有一个片区，光有一个片区涉及到千万以上的经济案件就比去年同期上升 50% 。现在有的团伙作案的案值达到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涉案金额巨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增多，特别是一把手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现在领导干部当中的违纪、违法的案件从这两年情况看有不少涉及到一些要害部门，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比较突出。现在利用公款吃喝玩乐、乱收费、甚至收受红包礼金、刁难群众等等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相当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也比较突出；涉案人员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有的反调查能力相当强，给我们查处案件、调查案件带来了新的难度。
我国金融领域和各单位财务管理中制度的健全和权力约束的加强了，现在在银行系统，动用一笔金额较大的现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层层审核。如果再有挪用和贪污本单位资金的行为，也相对比较容易被发现。制度的健全和权力约束将是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反腐发展的趋势。但贿赂犯罪更加隐蔽，由于是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隐秘的违法行为，往往很难被举证。香港廉政公署曾经使用监听的手段收集贿赂犯罪的证据，后因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而在此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腐败部门需要行贿者的配合才能够将受贿者绳之以法。与贪污和挪用相比，贿赂犯罪的查处难度显然会更大一些。
随着涉及企业腐败犯罪行为的逐渐增多，我国对于腐败犯罪主体的界定范围也在发生调整。原来我国的刑法中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1997年7月，针对企业领域的腐败越来越突出的情况，新修订的刑法增加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2005年开始的反商业贿赂工作也首次将私人部门纳入到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内容中来。然而，我国在反腐败实践中又遇到了新的挑战，社会中介组织中的腐败越来越突出，对原有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冲击。于是，2007年11月通过的《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取消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增加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这标志着我国对贿赂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范围规定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将惩处对象以最早的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逐渐扩大到所有可能掌握委托权力的人。
腐败集体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腐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各类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是未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必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与个人腐败相比，集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会造成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合法性危机，并产生一种清廉者无法生存的官场文化，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然而，集体腐败案件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腐败形势恶化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过去一段时期反腐败工作富有成效的表现。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我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完善了制度体系，增加了权力之间的监督和制约，使得个人难以独立进行腐败行为，而不得不进行共谋。当然，信息化、全球化对于腐败集体化也有重要的影响。
总之，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消除腐败产生的基础 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二是调整政企关系,三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简政放权、依法确权，合理界定权力边界，真正践行“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的原则，规范权力运行机制、约束权力运行空间。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靠民主制度净化权力 在腐败程度较烈的社会中,权力被滥用肯定是权力机制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或是权力绝对化，或是缺乏监督，所有这些问题均因民主的缺乏所致。只有靠实行民主,才能在制度上予以根本解决。严明法纪,减少和抑制腐败 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成因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法纪松驰、惩处无力;其次是检举机制不完善,腐败行为难以暴露;再次是无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引咎制度。 通过制定和修订既有法律规范，导入和完善“问责机制”，使得官员在决策、执行中不能也不敢不作为或乱作为，杜绝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