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解读
---鲁迅与范爱农的联系
【摘要】《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作者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带有浓郁的讲故事氛围，将以《范爱农》为例，试图理解鲁迅的赎罪文学的内涵。
【关键词】范爱农 鲁迅 回忆
1905年冬，范爱农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应陈子英之邀前往横滨迎接，就在这时开始与范爱农相识。但是因为关吏检查范爱农等人的行李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其次就是范爱农等人在火车上互相让座，鲁迅十分看不过去，摇了摇头。鲁迅从一开始与范爱农的相遇互相之间都没有好感，但是范爱农死去后，鲁迅有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文章来留念他，其中就有《哀范农三章》。通过这些，我们来看真正的范爱农与鲁迅笔下的范爱农的联系。
一、非他即我
精神历程并思考其意义的原则，一种把非‘我’的、他者的悲剧命运视为与自身命运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人生课题的原则，一种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态度发掘自身对于人民苦难应付的道德责任的原则。”范爱农的出现就是鲁迅精神思维的助推剂。
他用回忆的方法来填补内心的空白，用现实来塑造自己回忆中的范爱农。在《范爱农》中他首先引出的是在要不要“发电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问题上与范爱农产生矛鲁迅为什么要塑造：“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跟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的范爱农形象，难道仅仅是为了回忆？在谈到鲁迅创作《朝花夕拾》的动机是什么？当时王瑶指出：“与其是受了现实刺激才追忆往事，还不如说是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联系了现实。” 我想用它来解释创作《范爱农》的动机也十分合适。鲁迅在现实中联系到了范爱农这个人，希望在呈述“他者”的命运来联系自身的命运，从其中的共鸣来达到对自己精神思维的构造。在鲁迅小说中人物难逃悲剧的命运，而《朝花夕拾》更为特殊，“回忆”是鲁迅内心矛盾的象征物，而“回忆中的范爱农”更加是鲁迅对现实刺激的回应，是鲁迅自我解剖精神的产物。
据有关资料描写的范爱农，他是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性格耿介，不见容于社会，又因老师徐锡麟案，受清廷密缉，留学回到家乡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自容，只得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辛亥革命后鲁迅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即请范爱农为监学。“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鲁迅应蔡元培之招，到教育部任事，范爱农即受排挤，被“斥逐"出校。他曾给鲁迅写过几封信，评述学校风潮的经过和自己被排挤的情况，并托鲁迅谋事。但当时孙中山已经让位于袁世凯，政府北迁，鲁迅自己的境况也不好，未能帮上忙。不久，范爱农与朋友一起乘船看戏，在归途中溺水。这就是范爱农的一身，在鲁迅小说中还有《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这些都是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都是鲁迅客观世界中的偶然，从小说中可以发现都是遇见----离别-----再遇见的形式，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如此深刻的去回忆这些人物呢？汪晖在研究鲁迅小说时提出“普遍联系”的原则：“一种把客观存在的世界纳入自我盾，当读者读到这一事件的时候就潜意识跟着鲁迅走，同意了鲁迅对范爱农的反感。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换句化说，文中潜意识传递出鲁迅对范爱农的反感和不喜，其实深层意识是其对范爱农的欣赏和敬佩。但在文中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错觉，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回忆”所带来的视角相反的效果。
我们这么想，徐锡麟是范爱农的老师，其被残忍杀害，范爱农不难受才为假。但范爱农依旧选择不发电报，不是因为其不勇敢，而是他认为这样做无用。这件事确有发生，也有一些资料记载，据周作人回忆实际上鲁迅和范爱农的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给清政府当局拍电报是没用的。但在文章中鲁迅却让自己站在了范爱农的对立面，主张发电报给政府当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他在《小引》中自辩道：这几篇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可能有错。如果说真是因为时隔已久出现记忆差错，当然情有可原。但我更偏于其是故意为之。首先这种记忆不是易忘记的那种浅层次的回忆，况且我个人认为鲁迅他对回忆是很拿手的，从他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出来。回忆其实就是一种对过去的模仿，而鲁迅之所以会这么写，其实是拿了一面镜子放在他与范爱农之间，通过现在的自己看过去的范爱农，通过镜中的范爱农看鲁迅，他们之间呈现了一定的联系，或者说范爱农是另一个鲁迅。作者与叙述对象客体共处在一组“非他即我”或“亦他亦我"的偶然性关系轴中。所以他不惜把自己塑造成对立者，来衬托心目中的范爱农，这中间的矛盾就是为了来展现“自我”与“他我”的矛盾。
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矛盾其实也是鲁迅自己的矛盾，一方面他对现实的“纷扰”作出猛烈而愤慨的回击，骂军阀，骂文人学士，骂正人君子，无所顾忌，坚持“精神界战士’’的刚毅形象；另一方面则对自己进行冷静而酷烈的“抉心自食”式的自剖，销骨灼金般的沉潜于自我生命“哲学”的提炼。所以鲁迅的矛盾是一面坚持激烈的反传统精神，一面又以传统为避难所。所以在最后他不停地追问自己：范爱农到底是失足还是自杀？就像他在《野草》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在询问范爱农是否自杀的问题其实他是对生命发出矛盾的发问，汪晖在研究鲁迅小说时发现了“双重第一人称独白的论争性呈现"，尤其是“对偶式主人公”的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范爱农和“我"，两者似乎通过论争性的对话站定各自的对立面，实际上，当论争进行不止的时候，艰苦的回忆工作正在活跃中进行，最终多声部的共同回忆总会消融为一个单一的声音，并且集体记忆变成某个单数的“我”在言说时，私人话语逐渐染上了忏悔的味道。这正是说明了一点在鲁迅的自我意识中，他不相信与恶对抗的善，即使他相信善存在，但每个人难逃其悲剧的命运，他把对恶的斗争看成与自己的斗争，自己对自己的不满，同时这种不满又体现在范爱农上，通过范爱农曲折的命运，一次一次被排斥，最后死去，其一生所呈现的就是与黑暗进行绝望斗争的感觉。
二、他我想戚
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刻苦勤奋．是徐锡麟的得意门生之一。后来，范爱农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回国。回故乡绍兴后，受旧一代人们的轻蔑、排斥与迫害，几乎无地自容。他那原先拥有革命热情也逐渐降温消褪，变得爱喝酒而且“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但对当时思想上、生活上都饱受打击的范爱农而言，酒，成了他排遣郁闷心情的唯一方法。到了民国初年，鲁迅做绍兴的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时，请范爱农当学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范爱农带着作者“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减了酒瘾，“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他们学校办报抨击时事而得罪了当局，范爱农在鲁迅辞职后不久也被后来的校长辞退了。失业后的他和悲惨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一样，仍然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先进的思想行为更为污浊的现实所不容。“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去世前常说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作者的心，使得作者对朋友抱有久久“未能释然”的款疚和遗憾。
范爱农是这样的命运，一是他接受了先进思想，其次是他未能完全摆脱旧的思想，所以他时刻处于革命者与保守者之间，他的矛盾也是鲁迅的矛盾，显然鲁迅也认识了这点，所以他在《范爱农》中把范爱农塑造成一个孤独者，一个“为生存而革命”的人，他企图使他精神饱满，其实他的精神已经是苍白了，他不是为革命而奋斗的，即使他意识到了这点，但他只能挣扎在这命运中，挣扎不了就只有死亡。爱农的学监被除掉的时，鲁迅说“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这句话很矛盾，革命前的爱农为革命而忧心，他的“白眼”显示出他内心的无助，又只能昂首傲之，以显出自己精神后的伟大。革命后的他只能寄食于一个熟人那，凄苦孤独，沉默少言，最后只能四处飘零。他的精神没有足够的强壮，他也没有摆脱旧式的人的习性，范爱农其实是清末民初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在鲁迅欲去南京是，范爱农颇为凄凉的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这是对命运的无奈与妥协，最后他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许明天收到一个电报，拆开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不得不给自己一个希望，但他依旧喝酒，不与人来往，后来认识的较为年轻的人又不愿多听他牢骚，这样的他，其实对未来抱着的希望是他都相信不会到来的。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他死了，姿态是直立着，他死时可以看出他很平静，姿势仿佛传递着他无畏死亡似的。也正是这短短的一句话将鲁迅的回忆深刻化，他从这里看到了精神的裂变，体验到了深切的孤独和绝望，这也是他对《野草》中“将往何处去？”的一种无言的回答。
从《哀范君三章》的吟咏唱叹。到《范爱农》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范爱农在辛亥革命前不满社会黑暗、追求变革，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他的一生正代表着那时正直进取、愤世嫉俗的一批知识分子的际遇。鲁迅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孤独，他不仅是悼念范爱农，更悼念那些和范爱农一样被淹死在滚滚浊浪之中的—代知识青年和仁人志士。
发于《民兴日报》的《哀范君三章》稿后附记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他对范爱农之死一直未能释然，所以作此来怀念他，他真正未能释然的他自己，他不停的抵抗，抵抗自由、平等和其他一切资产阶级道德，抵抗把这些东西作为权威从外面强加于人的做法。他看清了：把新道德拿进没有根基的前现代社会，只会使它们完全变为前现代性的东西；不仅没有解放人，相反，只转化为有利于压迫者的手段。“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沈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2． 孙晓忠，薛毅：《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3.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
4. 李霁野：《漫谈<朝花夕拾>》，《人民文学》，1959年第10期；
5. 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