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


最近发表的荆门郭店楚简中有儒家著作《五行》经文,可与长沙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相对勘。帛书《五行》有经有传或称说,其体例和现存于《礼记》中的《大学》非常近似。《大学》文字中有错简、脱简,注家特别是宋人曾加整理研究,指出其经本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从传文明记曾子,又不是引文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与《大学》对比,《五行》的传记有世子之名,世子即世硕,系孔门七十子弟子,所以《五行》传文是世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至于《五行》经文应当更早,参考《荀子·非十二子》,当即子思作品。《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版①,已经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这批简有许多重要内涵,其中有《五行》的经文部分,可与二十余年前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对照。在很短的期间,两次发现这一佚书,不仅是考古学史上的美谈,也说明《五行》在当时的流行。深入研究《五行》及其他有关材料,在学术史领域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第三次写小文讨论《五行》986年,我作有《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一文②,动机系由于帛书《五行》整理问世,学者多以为思孟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和传统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无关。我觉得子思倡言的五行,如章太炎指出的,实与金、木等五行相联系,而其圣之一行,尤为远本《洪范》的确证。1995年初,又应友人之约,写了《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论及帛书的缀合与其成篇时期等问题,惜因出版较缓,尚未能同读者相见。这次出竹简的楚墓———荆门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从考古学看是清楚的,即属于战国中期后段。我曾推测其具体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也就是说是公元前4世纪末的墓葬,而墓中竹简的书写时间,应当更早一些①。这使我们了解到《五行》不可能是战国晚期以后,像有人所说是汉初的作品。①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②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后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1994年。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文中,我曾说到《五行》篇中有经、说区别的理解。编著《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的各位先生已指出,《五行》分经和说,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说。1993年出版的日本学者池田知久之《马王堆

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便以经、说对照译注。小文据此云按先秦古书多有经、说,如《墨子》有《经上》《经下》与《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经言》各篇与《解》各篇相对应。称经者,自然早于说、解。说、解的撰作,是传经者对经的解释阐发。现在仔细考虑,我以《墨子》《管子》等书来对比《五行》,虽能说明当时有经与说、解的存在,尚有未达一间之处。因为《墨子》等书的经和说、解,各各分立,自成起讫,而帛书《五行》则经、说前后联贯,体裁有所不同。如果要找与《五行》体例更为近似的,其实近在眼前,就是小戴《礼记》中宋元以来几乎家诵户习的《大学》案《大学》一篇,原本犹存于《礼记正义》,细心绎读,确实有颠倒错乱以及脱漏的痕迹。例如文中前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后面又说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两个地方此谓知本重出,前者论以修身为本,讲知本是对的,后者论讼,说知本便不妥当了。但前者在此谓知本之下,紧接着又说此谓知之至也,文气全然不通,其有错倒脱失,是很显然的。汉末郑玄作注,仅依错脱之本为说,实不足据。宋儒重视《大学》对篇文做了很细致的分析和整理。管他们在《礼记》传本以外没有什么依据,却能正确地看出文字间的种种问题,并进行复原的尝试。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是朱子在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序成的《大学章句》此后学者见仁见智,对《大学》文本还有不少看法,但朱子的意见流传最广,被多数人尊为定本。朱子《章句》的一项功绩,是在《大学》篇文内部区分开经和传。他认为经仅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共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章句》复原的《大学》,不一定是理想的,特别是补格物致知传一章,只好说是朱子本人思想的结晶,不过经过朱子的梳理,《大学》篇文的体例已经清楚,即篇首有经,随后有传。传对经的解说,大体说来是逐段,甚至是逐句的。同时,在传文之内,又有不少引申发挥。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例如《大学》经文首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传文首章就说《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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