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动、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在诸多合力中，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抗日战场，相互配合，共同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动摇，始终站在抗战前列不后退，并以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精神和抗日先锋模范作用，赢得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中国人民的脊梁，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先锋和中流砥柱的地位作用.
1.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倡导者、推动者和政治领导者。在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国民党员和爱国官兵，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什么全面抗战的局面，直到6年之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才得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掌权的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侵略者步步退让，屈辱求和。继“九·一八事变”中，强令东北军放弃东北之后，又在日军的不断进攻中，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送”掉了整个东北，丧失了华北主权。二是对要求抗日的工农红军和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活动，进行多次“围剿”和破坏。并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下达“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的命令。①三是取缔和镇压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直至制造震动海内外的将沈钧儒等爱国名人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事件”，一时形成了“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严重局面。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举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坚定地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为推动全民族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和同年11月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就多次发表宣言和决议，反对日本强占满洲，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各地党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帮助和支持各界群众成立各种救亡组织，开展救亡活动。1935年北平党组织还直接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二是先后组织东北抗日游击队(后扩建为抗日民主联军)、红军抗日先遣队和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是1933年1月，主动提出工农红军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并在实践上帮助和支持19路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抗日的爱国行动。四是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和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实行“逼将抗日”方针，并于第二年帮助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取得“逼蒋抗日”的胜利。“七七”事变前后，又经共产党的主动让步和一再努力，终于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的胜利实现。
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②同时表明，“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③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2..中国共产党是发展抗日力量，掀起抗日高潮的政治核心和战略指导者。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分歧由要不要抗日转向怎样抗日的问题。由于两党代表的利益不同，参加抗战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因而一开始就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和军事方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抗日战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抗战局面。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及其军队是抗日的主要战场和主力军。国民党当局对抗战也是比较努力的，先后组织了太原(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保卫战，曾经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英勇杀敌，作出了重大牺牲，许多高级将领为国捐躯。这对于打破日寇速战速决和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表现在：一是抗日态度不坚定，采取“不断交、不宣战、不投降”的“自卫”抗战方针和边抗日边密谈的两面政策。直至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④二是推行只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军事方针。三是拒绝政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反对武装民众。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⑤因而丧失了理应成为中流砥柱的地位和作用，并导致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一年左右丢掉了近半个中国，亿万人民沦为日本的亡国奴。
与此相反，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毛泽东就向全国人民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必须实行全国军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路线，也即人民战争路线。不久，党的洛川会议又颁布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为了进一步阐明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必然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中国的科学依据；系统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同时还科学预测了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
《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等错误思想，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也曾经为国民党军事当局所采纳。当时，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并“指示国民党高级军官学习。”⑥此后，国民党还设立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教育长。
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全民族抗日推向了高潮，并在实践上指导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就威名天下扬，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振奋了全国民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此后不久，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国土，解放5千多万人民，建立大小10多个抗日根据地，抗击了近半数(约40万)侵华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迫使敌人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促进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历史证明，“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⑦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败局也必将更为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在抗战第一阶段，也是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起了政治核心和战略指导作用。
3..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坚强堡垒。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调整了侵华战略，即对国民党政府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英美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国民党当局同日本谋求妥协。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逆流推动下，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仍然主张抗战，但其内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起点，其政策重点由联共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方面在港澳等地积极进行蒋日密谈，企求实现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的“和平”；另一方面，制造一系列反共活动，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尤其是“皖南事变”，博得敌人的喝彩，但违背了广大国民党员和爱国官兵的意愿，损害了国家民族利益，失去了全国民心，使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半途夭折的严重危机。
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共产党作出了重大牺牲，顶住了投降反共逆流，为全国人民的抗日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方面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开展了声讨汪精卫集团叛国罪行的斗争，制止了蒋介石集团的投降活动。另一方面制定并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及高度克制、忍让的“自卫”斗争等政策、方针和原则，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向全国人民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击退了反共高潮，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维护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达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途。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⑧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敌后战场，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中坚力量和主要战场。在长达6年左右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战场转向共产党战场，敌后战场成了抗战的重心，敌后军民成了坚持抗战的“脊梁”。这个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基本情况：一是广大爱国官兵仍然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坚持消极抗日、保存实力政策，因而除了由于日军“有限度的攻势”打了几个大仗外，基本上处于观战避战，同日军保持“和平共处”局面；二是从1941年到1943年8月，先后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人(占当时全部伪军的62%)投敌，名为“曲线救国”，实为投敌反共，同时调集数十万大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入缅(甸)作战，直接支援了英美盟军和印(度)缅(甸)人民的抗日；四是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多数情况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的大溃败，损兵五、六十万，丢失大片国土，使6千万同胞沦于敌手。从此，国民党主力偏安西南、西北，完全丧失了抗战初期的战斗力和重要战略地位。
坚持抗战打败侵略者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共产党肩上。这个时期，日本侵略者投入60%以上的侵华日军对敌后抗日军民进行反复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清乡”，乃至灭绝人性地实施“三光”政策和施放细菌、毒气。敌后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一是抗击了三分之二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减轻了国民党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二是取得了“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打得敌人惊呼要对华北“再认识”，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三是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等多种斗争形式，用鲜血和生命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保卫和发展了解放区。四是解放区开展了整风、大生产和练兵运动，战胜了严重困难，并为战略大反攻作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五是1944年发动局部反攻和夏季攻势，对敌占城镇、交通要道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为转入全面反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历史表明，“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其特点就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如果没有敌后解放区战场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⑨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是全面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主要战略基地。原因有四：一是解放区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处于大反攻的最前线。即绝大部分敌占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于解放区军民的包围或控制下。二是解放区集中了强大的反攻力量。到1945年春，已有百万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还有经过反“扫荡”考验的近亿人民作后盾。三是解放区的夏季攻势已经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宝贵经验。四是解放区政治民主、党政廉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密切，为战略大反攻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重要条件。五是共产党的“七大”，制定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凝聚力、战斗力，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反攻前的国民党战场，不具备以上有利条件。不仅其主力部队远离敌占区，而且在国统区还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蒋介石非常恐慌，当大反攻时机到来时，便连下三道命令。一要长期与敌人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二要国民党军“积极推进”，抢占战略要地；三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和进驻。甚至不惜与日、伪合流，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淞沪行动总司令，令其维持苏、浙、沪治安，等待国民党接收。同时还依靠美国把国民党军从后方运往前线，要求美军帮其抢占城市、港口和战略要地。
历史证明，国民党军队的大“反攻”，实质上是在日军主动收缩和随后宣布投降的新形势下，尾随日军之后或依靠日伪军，接收抗战胜利果实。真正展开大反攻战斗，起到大反攻作用的主力，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
历史无情。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国民党的抗日力量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失去了应该具有的中流砥柱地位。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抗日战争的砥柱。
(二)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和作用，不仅是抗战历史的结论，也可从国内外舆论得到印证。
抗战初期，各界人民曾一度以国民党为中心，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但是，国民党当局政治上的无能，经济上的腐败，特别是军事上的屡屡败北，广州、武汉失陷以后内外政策上的倒行逆施，逐渐使全国人民失去了对它的信赖，而寄希望于共产党，确认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抗战胜利的希望。广大热血青年纷纷由沦陷区、国统区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投向抗日前线，便是明证。有代表性的舆论如：1940年春，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察团结抗战时，在重庆了解到“由蒋介石自兼主席的四川省钱粮已征至1981年”的骇人听闻，在福建省看到“家乡民众的凄惨状况”，了解到“苛征的源头，尽在蒋介石处”，对蒋深感失望。他在延安亲眼目睹军民一致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平易近人和艰苦朴素作风，否定了国民党的种种反共宣传。从此，陈对蒋“便不抱任何幻想了。”12月15日，他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会上大声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⑩中国民主建国会咨议委员会领导人孙晓村，在谈到民主党派为什么跟共产党走时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不同态度和表现，“谁是真爱国，真救国，谁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人民心中是有一本账的”，确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抗战胜利后，“中共毛泽东主席冒着生命危险去重庆谈判”，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间奔走，通过切身感受又“得到一个共识：共产党主张组织联合政府，保住人民军队，是真正按全国人民利益办事的。”“国民党高叫军队要统一，政令要统一，实际上是要搞独裁。”“这两个共识使民主党派人士心甘情愿地站到共产党一边。” 11
日伪方面对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本人的评论，更能说明国共两党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亲汪精卫的喉舌上海《南华日报》主笔林柏生，在为汪精卫叛国投敌辩护和“剥下蒋政权的伪装”时指出：“蒋也在谋求谈判和平解决。”“重庆和汪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重庆是偷偷摸摸地追求它的目标，而汪则直接把和平问题公诸于世。” 12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汪精卫立即在南京举行“庆祝大会”，并说蒋介石数年来未作一件好事，但是“这一件还作得不错。” 13不久，日伪就在江苏开展“清乡”、“扫荡”活动，公开宣称：“此次清乡扫荡打击重建之新四军，系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 14 1944年5月，日本东京东亚同文会出版的《友邦》杂志五月号《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及其可能性》一文，更明确指出：“可以确切断言，重庆所不能两立的，倒不是对外关系上的日本，而是对内关系上的中国共产党。”年底，日本舆论界在讨论《重庆的存在果真对我们不利吗?》时，又充分肯定“重庆起(了)猛兽的囚笼作用”(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猛兽”，并用“囚笼”政策反复“扫荡”)。认为：“如果没有重庆政府，我们将遭到四面八方尽是布满抗日精神的苦恼。”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报刊载《国共相克的近况》一文得出结论称：“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15
国外专家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主要力量的阐述，以及共产党所以得民心的分析，也可佐证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抗日战争的砥柱。例如：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今井清一撰文指出：“1940年秋，蒋介石政府再次把重点由抗日转为反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积极抗日的主要力量。”1940年末至1942年，因日军实行三光政策，解放区的面积和兵力大为减少，“但是从1942年底起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开始反击。”“1943年以后，日军在华北节节败退，1945年，已全面处于被动局面。”“此后，日本再也无力进行大战役，中国方面则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 16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博伊尔撰写的《通敌内幕》一书，以其丰富的第一手史料，记录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罪行和蒋介石集团妥协投降的活动。作者还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共产党所以得人心、“八路军所以赢得农村”的原因，指出：是因为共产党“善于先使抗战成为一场真正得人心的爱国的斗争”，并“抢先掌握进行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是“因为多数人民欢迎共产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憎恶国民党当局“一直把农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由来已久的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是因为八路军在农村的行为“同以奸淫掳掠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士兵的行径截然不同之故。”作者的结论是：汪精卫“低估了毛泽东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抗战大熔炉中融为一体的能力”，“没有能够估量出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没有能够摸清整个国家的爱国意向。”他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如此。”“因此，汪和蒋两人都得把领袖的地位让给毛泽东。” 17
（三）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先锋、抗日战争的砥柱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抗日战争的结果使“汪和蒋两人都得把领袖的地位让给毛泽东”?港台有些观点认为：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才使国民党的“安内政策受到破坏”，又“因抗日战争而使中共坐大”，所以中国大陆被共产党解放，“日本军阀要负很大的责任”(宋晞：《蒋总统秘录给我们的启示》)。这种观点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还有一定道理，那就是毛泽东讲的，日本军国主义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说明上述问题。历史的回答是：“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18 谁也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抗日战争的支柱、中国人民的领袖。历史判明，国民党未能尽此历史责任，这个责任是由共产党承担和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由国共两党不同的党情所决定的。
国民党原是一个由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爱国主义大党，是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党。蒋介石掌权后，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使国民党演变为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施反苏反共反人民反民主政策、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内已是派别林立，各有所图。“军队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19 因此，广大国民党员和官兵要求抗日的爱国心、报国志、救国情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联共抗日，国共两党广大党员都有了拯救和振兴中华的用武之地，本应在并肩战斗中共同发展壮大。但是，国民党当局未能抛弃一党一派的私利，党内党外争斗不息。因而必然要推行害怕人民参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必然会实施抗日和妥协、联共和限共、反共相结合的两面政策。其结果，一方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另一方面又限制和削弱了抗日力量，也加深了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到最后，国民党内三大政治势力分道扬镳：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高举抗日大旗的国民党革命派，自成组织站到共产党和人民一边；亲英美派蒋介石集团，抗日举半旗，失去人民的拥护；亲日派汪精卫集团，丢旗叛国，被人民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原是一个处于非法地位的小党和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共产共妻”，“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抗战期间还被国民党当局诬为“封建割据”、“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直至动武讨伐。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 20 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团结抗日的核心，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用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一党一派谋私利的立党为公的本质和与时俱进的品格，又有严密统一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到了全民族抗战爆发时，党还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有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党员、干部队伍和特别能战斗的抗日武装，特别是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做到高瞻远瞩，科学判断复杂多变的形势，不断创新符合国情民意的抗日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把抗战引向胜利。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做到顾全大局，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敢于创建并善于巩固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做到无私无畏，为国为民，敢于坚持人民战争路线，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获得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党，才有了一支始终高举抗日大旗、站在抗日最前列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有了一个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