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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祺珞峰大嗲学报聽纖1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宋建晓(甫田学院，福建莆田351100摘要：明代海外贸易时禁时弛，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对明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历来备受关注。本文围绕明代海外贸易的政策，着重比较分析了禁止海外贸易派和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的主要观点，认为开放海外贸易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众的利益所在，不能因为安全问题而禁止海外贸易。在此基础上，本文阐述了明代海外贸易弛禁政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主要是处理好开放与安全、合作与共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词：明代；海外贸易；“一带一路”中图分类号：F125;F7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5X(201901-0015-07明朝建立之初，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但是这种朝贡贸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严重背离经济规律，其贸易原则是厚往薄来，目的是怀柔远人，因此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正统以后，朝贡贸易趋于衰微，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取得了合法地位。综观明代的海外贸易，时禁时弛，使当时的一些官员就开展海外贸易的利弊得失进行讨论，大致分为禁止海外贸易派和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本文着重对两个派的观点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明代海外贸易她禁政策对“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启示。必是积年在海强徒恶少，舍命轻生，藐视官法。货船到岸，倘不赴官，四散湾泊，躲名匿税，官府不免拘拿，因而拒捕伤人，又须调兵征剿，恐其利未得而害先至也”。[1]第三，海外商品对民间实用性不大，销路有限，加上奸猾商人逃税，使海外贸易征税收人徒有虚名。当时“商贩所来，不过胡椒、苏木等件，民间用之不多，食之有限，贩来既盛，价值必轻，二三年后，商人无利，势将自息，徒有开税之名，而未见开税之利。所可预料者也，又有奸猾商人将中土丝绵、段布、磁铁贵货到彼番国，不换货物，止卖金银，回还之时，将船烧毁，潜地逃归，徒有开税之名，而终无可税之实，势所难禁者也。”[1]第四，海外贸易走私军火，威胁明王朝安全。“其初番中，本无盐硝、火药，亦无铳炮器具，后因中国之人接济往来，私相教习，违犯严禁，将带出境，以济番人之用。如佛郎机大铳、鸟铳、手铳，为害最大，然犹惧有法网，交换未多，番人以为难得。若今明开通税之门，略同互市之法，火铳、火药公然交易，得番人无用之物，济番人有用之器，是持其柄而授之兵也。”[1]第五，海外贸易使生人混淆、夷夏无别，结党成风，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冯璋认为，当时“漳泉恶俗，童男幼女，抵当番货，或受其值而径与其人，而赚得其货。或委身而甘为赘壻，_、禁止海外贸易派主要观点嘉靖年间，冯璋针对都察院提出的“通海舶以资物货”的建议，认为通番舶有害无利，应予以禁止。其理由是:第一，福建等沿海水域辽阔，岛屿众多，难以管理。他指出：“本省（福建）四府沿海地方二千余里，汪洋无际，四散岛屿，尽可泊船，与荆州、芜湖江上关锁去处不同”，[1]这种自然环境使番舶很容易逃避官府稽查、征税，官府很难对其实行有效的监控和管制。第二，从事海外贸易之人往往是不法亡命之徒，容易引发与官府对抗事件。这就是“通番之人，收稿日期=2018-10-1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古代政府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BGL2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宋建晓（1972-，男，福建闽侯人，莆田学院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理论与管理史研究。15
或连姻而藉以富家，番华交通，一至此甚。今若大开纳税之门，直启交通之路，生人混淆，夷夏无别，其害将不可收也。又况泉漳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设使宽立科条，明许通税，顽民藉口势宗擅权，出海者愈多，而私贸私易者，不过治以笞杖之罪而已。自此益无禁忌，恐其法坏于上，利归于下，无补国计之分毫也”。[1]基于这些理由，冯璋坚持明初海禁的做法：其一，加强沿海边防建设，于腹里军卫之外，增置边海卫所，增筑边海城垣，“所以重边计而防后患也”。[1]其二，严防、重惩奸细，“凡缘边开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奸细走透消息、探听事情者，盘获到官，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得实皆斩。经过去处，守把之人，故纵隐匿者，与犯人同罪。”[1]其三，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尤其是贩卖军器等军需物品。“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段疋、紬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人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1]其四，严禁建造违式大船并勾结海盗。“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1]明代自嘉靖年间起，东南沿海倭寇侵扰日益严重，因此，一些大臣提出，海禁应主要禁止与日本的贸易，而与东南亚各国仍然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维时当事，议以吕宋素不为中国患者，题奉钦依，许贩东西二洋。”而漳泉滨海居民，“往往多至越贩诸番，以窥厚利，一行严禁，辄便勾倭内讧，嘉靖季年，地方曾受蹂躏之惨”。[2]沈一贯甚至主张，不仅要严禁民间与日本的贸易，而且连国与国之间的朝贡贸易也要禁止。其理由是:第一，日本通过朝贡以窥探中国内地虚实，收买奸民为其所用。“自古倭奴无贡，贡亦不过数十年偶一来，不知吾土虚实，所以祸少。自永乐来有贡，贡辄数来，则限以十年一贡，又不遵约，或数年一来。涉吾土若故乡，识吾人如亲旧，收吾宝物诸货如取诸寄。尤嗜古今图籍，凡山川之险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刚柔，国纪之张她，无不熟知。而吾民之顽黩者，利其贿，负其债，反为之用。嘉靖中，
16两以非期拒还，因泊海岛经岁，奸阑出人，益生心焉。
是时谋国者昧大计，以为贡可以示广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远，以为贡可以利金钱得异物。虽倭之始贡，岂遽有他心而势之所渐，不祸不止。其病中人，如蟊蜮之食心而不觉。”[3]第二，如对日本贡市，将使朝廷对日政策处于客、防两难境地，引起动乱。沈一贯指出：“贡市，则吾之于倭，当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实以盗自为；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割刃以向吾腹。于斯时也，不防则有患，防之则示以疑，将防之乎，不防乎？丧乱以来，上下讲求，沿海数千里，用兵者四十年矣，士气始奋，民生始安。贡市成，则此兵直当撤去，将撤乎，不撤乎，又岂将增兵以卫贡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独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则不当防；防之，则不当客。防之不已，则客之不诚，是召乱也。”[3]第三，贡市将引狼人室，使倭寇在陆战中处于优势。当时，“大抵杀倭之术，于陆难，于海易，故须出海远哨，而扼之于门户之间，虽失无大患，众寡相当，即胜之矣。一登陆，则彼跳梁咆哮之势，非我兵所及，即吾之众，不能敌彼之寡也。贡市成，彼傥以选兵数百来，出吾不意，则吾数万兵，皆失势披靡无用。又况彼战于死地，吾战于生地，胜败之势悬可知”。[3]第四，贡市将使内地反朝廷势力与倭勾结为乱。“向也，吾民与倭通，勾倭为乱。四十年来，民与倭绝，乱本始拔。贡市成，则民复与倭合。宁独倭也，王直、徐海之流，草莽之戎且伏。从此言之臣，所谓数十年后，无宁波，犹远言之也，恐不待数十年之久也。”[3]有鉴于此，沈一贯提出，要坚持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的对倭政策，禁止对倭贡市，而时刻防范倭寇的侵扰，“无岁无倭患，无岁不与倭战”。[3]“况今海上法弥密，兵弥练，将士日索倭而奏功，何忧其来？若放析就绪，毁坏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启无穷之患。”[3]胡宗宪则认为，当时倭患猖狂，主要是因为倭寇侵扰得到内地奸人的接济。“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人。海洋之有接济，犹北陲之有奸细也。奸细除而后北虏可驱，接济严而后倭夷可靖。”[4]具体而言，“接济严”就是加强稽查沿海“船式”和“装载其一曰稽其船式。盖国朝明禁，寸板不得下
海，法固严矣。然滨海之民，以海为生，采捕鱼虾，有不得禁者，则易以混焉。要之双檐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于采捕之船，定以平底单桅，别以记号，违者毁之，照例问拟。则船有定式，而接济无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装载。盖有船虽小，亦分载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严加盘诘。如果采捕之船，则计其合带米水之外，有无违禁器物乎；其回也，鱼虾之外，有无载番货乎。有之，即照例问拟，则载有定限，而接济无所容矣。此须海道严行设法，如某寨责成某官，某地责成某哨，某处定以某号，某澳束以某甲。如此而谓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4]在此，胡宗宪主张通过两个途径来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一是双檐尖底船抗御风浪能力强，适合于远洋航行，因此，禁止民间建造、使用双檐尖底船，就使民间失去了海外贸易的交通工具。同时，为了给沿海居民一条谋生之路，只允许他们建造使用抗御风浪能力差的平底单桅船，用于近海采捕鱼虾。二是严格稽查来往船只所运载的货物，严禁船只运载“番货”。为了使这两条措施能得到切实的执行，胡宗宪还建议，分区域将稽察责任落实到某官、某哨、某号、某甲等个人或机构。二、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主要观点相对于禁止海外贸易派来说，明代主张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的似乎在人数上更占多数，其观点显然也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封建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海外贸易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海外贸易只能采取因势利导的政策，而依靠政治权力予以严禁是行不通的。如果对主张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进行细分，大致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张与东、西二洋通商，但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二是主张与东、西二洋通商，对日本只能进行政府间的朝贡，禁止民间贸易；三是主张对日本也可开展民间贸易。兹简要缕述如下：其一，据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漳州府海防同知王应乾呈称，查得漳属龙溪、海澄二县，地临滨海、半系斥卤之区，多赖海市为业。先年官司虑其勾引，曾一禁之，民靡所措、渐生邪谋，遂致煽乱，贻祸地方。迨隆庆年间，奉军门涂右佥都御史议开禁例，题准通行，许贩东西诸番，惟日本倭奴，素为中国患者，仍旧禁绝。二十余载，民生安乐，岁征税饷二万有奇，漳南兵食，藉以克裕”。[5]由此可见，隆庆年间，右佥都御史就提出，准许民间与东西二洋诸国进行贸易，但禁止与日本贸易。此政策实行二十余年之后，闽南沿海居民安居乐业，国家每年又能征得二万多的税饷，解决漳州南部驻军的粮食供给。但是，“近奉文禁绝番商，民心汹汹告扰”，[5]许孚远“目击时事”，认为如再“禁绝番商”，会给漳州地区带来四个方面的祸患：一是如禁止海外贸易，沿海居民无以为生，将聚众为乱。“夫沿海居民，凭藉海滨，易与为乱。往者商舶之开，正以安反侧杜乱萌也。乃今一禁，彼强悍之徒，俯仰无赖，势必私通，继以追捕，急则聚党遁海，据险流突，如昔日之吴曾、林何变且中起。此其患一。”[5]二是如禁止海外贸易，会使一些商人滞留海外，勾引外夷人寇。“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压冬未回者，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一旦舟楫不通，归身无所，无论弃众庶以资外夷，即如怀土之思既切，又焉保其不勾引而人寇也？此其患二。”[5]三是如禁止海外贸易，朝廷就无法获得海外诸国情报。“迩者关白阴畜异谋，幸有商人陈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预报，盛为之防，不至失事。今既绝通商之路，非惟商船不敢下水，即如宣谕哨探之船，亦无由得达。设或夷酋有图不轨如关白者，胡由得而知之？此其患三。”[5]四是如禁止海外贸易，朝廷失去关税，即使重敛于民也难解决军队供给。“漳南沿海一带，守汛兵众数千，年费粮赏五万八千有奇，内二万则取足于商税。若奉禁无征，军需缺乏，势必重敛于民，民穷财尽，势难取给。此其患四。”[5]
许孚远认为，如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不仅能使以上“四患”迎刃而解，而且有利于明朝联合暹罗、吕宋诸国对抗日本。“且使中国商货通于暹罗、吕宋诸国，则诸国之情尝联属于我，而日本之势自孤。日本动静虚实亦因吾往来诸国，侦得其情。可谓先事之备。”[5]还有，发展海外贸易，可促使商人建造坚固商船，供朝廷不时征用调遣，所征收关税可用于军需供给。“商船坚固数倍兵船，临事可资调遣之用。商税二万，不烦督责，军需亦免搜括之劳。”[5]同时，许孚远清楚地看到，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很难达到阻止日本得到铅硝等军用物资的目的。“臣又访得铅硝等货，接济倭夷，其途非一。在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装贩最多，又有奸商在长芦、兴济等处预行匿载，取17
便过倭，并宜一体设法严禁。若夷国之柬埔寨，多产铅硝，暹罗亦有之，倭奴每岁发船至交趾、吕宋地方买运而去，此又非禁令之所能及。”[5]基于以上理由，许孚远明确指出：“禁不便，复之便，急复之为尤便!”[5]他认为，对民间海外贸易只要管制得当，就能化害为利，反之，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是因噎废食的做法。既然接济倭奴者“不尽番舶，而番舶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岂得肆为接济乎？或者谓沿海商民假之利权，往来番国，异日将有尾大不掉之患。夫使处置得宜，制御有术，虽番夷不足虑，而况吾民。如其不然，事变无常，殆不知其所出。至虞倭奴一日狂逞，遂归咎市舶，则往事可鉴”。[5]因此，“若缘此而禁绝商路，不几于因噎而废食乎？”所以，他主张“通之便，无已则于通之中，申禁之之法。日本例不得往，无论已。凡走东西二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止，厚举首之赏格，蠲反诬之罪累，然而市舶诸人，不恬然就约束而顾身家者，未之有也”。[5]他认为，只有“明开市舶之禁，收其权而归之上，有所予而有所夺，则民之冒死越贩者，固将不禁而自止。臣闻诸先民有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禁商犹易，禁寇实难，此诚不可不亟为之虑”。[5]总之，在明代，许孚远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与东西二洋诸国通商，但禁止与日本贸易的利弊得失，并且其主张对东西二洋诸国的通商也予以严格的管制，即对通商贸易船只的数量、往返时间、所贸易的货物都有明确的限制，违反者必须受到严厉处罚。同时，督促官兵尽职尽责稽察，实行保甲连坐法，对出海贸易商人严加盘查，禁止番夷随意逗留，给举报者予以重赏，免除诬告之罪。这样，就能转害为利，转寇为商，从而使沿海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巩固明王朝对沿海地区的统治。其二，钱薇则主张明朝应保持对日本的朝贡贸易。只有维持中日的朝贡贸易，才有可能避免倭寇的侵扰。否则，要消除倭寇的侵扰是很难的。钱薇认为，“倭奴“嗜中国物，犹西蕃之嗜茶也。西番不得茶，必寇掠;倭奴亦假寇通商，始得所欲。否则，沿海为寇，势所必至也”。[6]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只要维持与日本的朝贡，满足他们对中国一些物品的需要，就能使他们不来侵扰掠夺。“吾尝观18史，唐宋以来但修贡而不闻寇抄，中国亦加优恤，不为防御。如汉赐以印绶，魏封亲魏倭王，晋使都督百济等六国，唐赐燕麟德殿，授使臣官左补阙或赐书籍、佛经，自宋雍熙至嘉定，贡使不绝。时或失风，诏给常平米钱赡养，何尝为寇而防之哉。”[6]因此，钱薇认为，朝廷应允许倭奴来中国“贡而商焉，互市而两利焉，海儆消而夷祸息”。而且，他还进一步主张不必拘泥于让倭奴十年一贡的旧例，“盖倭既仰籍化物，必资商为利，贡限十年，彼不能待也。谤谓闰月风便舶至，非闰月风便，三年一闰，彼适来，正其候耳。况华人亦利其货，交相觊觎，而时禁特严，则旁蹊曲径，潜相勾引，势在必然。奸人乃或从中梗之，官不达其利害，而搜治稍急，彼欲脱身以解，必至弄兵，沿海之忧方大耳”。因此，“若彼称贡而来，纵不合十年之期，挈重赀，涉溟涛，无复回之理。况内地所需，亦有必仰之物。昔韩昌黎送海州刺史有曰：海外之国，驭得其道，处中其情，则夷贾之货，皆可为中华用。而海上之患，亦可潜消。今日之计，在巡抚大臣，知我知彼，识其机宜而善应之耳”。[6]钱薇还就当时人们担心的日本“各道争贡”和海上近舶之家“冒利启衅”两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分析当时发生“各道争贡”的原因是“倭国有七道，道各统郡数十，倭王政令行，则不敢擅求贡。自原义植主国，幼冲无道，势不能制，遂令各道强请勘合，争先求贡。及抵宁波，互相诋毁求胜，致屠戮衅开，而兵戈贻害”。[6]所以他建议：“今当谕彼，照先年各道轮贡，不得交争。违者照洪武事例，却其贡物，安置其使于川陕，则祸端可息矣。”[6]至于海上近舶之家“冒利启衅”的原因，他认为是“沿海之奸，嗜利无纪，必投势豪之家以为奥主。始则诱赊舶货，既而不偿，又谬托贵势，转辗相蒙，激其愤怒”。[6]对此，钱薇主张：“严宪典辄擅通番之禁、督抚司下海捕缉之条，方番舶之至，必报官阅视，方得议估。既人其货，立限以偿。凡势要之家，不得投托，务选谨厚之人，自顾家身者，乃得与之交易。则狡猾失势，当自敛戢。且舶船不许人港，令彼不得觇我虚实。市易之际，差官检押，不得乘机亏负。如此，华夷各获其利，衅何自生？”[6]钱薇很自信地认为，朝廷如能按他设想与日本保持贡市，“则不惟杜祸萌，且各受益”。具体说来，益处有三个方面：“限以十年之贡，既不拒夷人向义
之心，而彼国亦不数数劳费，一利也;抑其争贡之端，既以礼义治彼，又以尊严事我，二利也；仿国初市舶之意，而不绝其情，在我则以通夷方之百货，在彼又以慰仰藉之贪心，三利也。”M其三，唐枢则认为，如朝廷允许日本前来贡市，就必然会引发中日民间之间的贸易。这种趋势是禁止不了的，朝廷应该顺势而为，化害为利。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趋利乃人的本性，互通有无的贸易对中日双方都有利，是禁止不了的。他指出：“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为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7]而且，这种海外民间贸易成为一种无法禁止的趋势，成为沿海居民不可缺少的一种谋生手段。如禁止海外贸易，将使一些人无以为生，转而成为盗贼。“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延百数十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后，守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7]
二是如允许与日本民间贸易，可增加国家关税收人，用于海防开支。唐枢认为：“开市，必有常税。向来海上市货暗通，而费归私室。若立官收料，倍于广福多甚。况今海上戍额，即令事平，必欲如九边故事，定立年例，以充饷费。旧时两浙，北起乍浦，南迄蒲门，萦纡二千里卫所巡司，各衙门兵卒，约二十万有奇，岁费五十万有奇。各县征发旧额已定，见今客兵大增，何以处给？且兵荒之余，百姓贫苦，不忍加赋。若得海上之税，以济海上年例之用，则一举两得。战守有赖，公私不困矣。”[7]三是如允许与日本民间贸易，使盗贼转而为商，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凡海上逐臭之夫，无处无之，恶少易动之情，亦无处无之。樵薪捕鱼、逞侠射利者，原无定守，不得安于其业。则随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无所效尤，以为适从。”™明代朝廷上下由于对海外贸易禁弛看法不一，
因此朝廷在对海外贸易政策上也表现出摇摆不定。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于江苏太仓黄渡镇设立市舶司。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因考虑到此地与南京邻近，恐影响国家安全，遂将该市舶司撤销，并随即全面实施海禁政策，“不许寸板下海”，朝贡贸易成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廷为了管理朝贡贸易，分别在粵、闽、浙设置了市舶司，并规定粤广州通占城(越南）、暹罗（泰国）和西洋诸国，闽泉州通琉球（冲绳），浙宁波通日本。不久，由于倭寇侵扰严重，粵、闽、浙三个市舶司被明政府关闭，到永乐元年（1403年）才重新恢复，开展朝贡贸易。永乐三年（1405年），明政府除了在南京修建会同馆，还分别在粤、闽、浙修建了怀远驿、来远驿和安远驿，用以接待人贡使臣及其随从。永乐六年(1408年），明成祖又设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8]永乐年间，明政府先后在安南设立三所市舶司，但不久即被废撤。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人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9]“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浙江以巡抚刘畿上奏，罢停市舶司，福建开而复禁。万历年间，“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已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领职如故”。[11]综上所述，禁止海外贸易的观点从边疆安全、社会治安角度考虑，认为海外贸易弊大于利，甚至有害无利。而主张海外贸易的观点从市场需求、财税收人和民众利益角度考虑，强调要因势利导，化害为利，堵疏结合，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通过对明代海外贸易弛禁的不同思想和主张的比较分析，其中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其理由是:其一，明代商品经济比前代又有所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展海外贸易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更需要同海外互通有无，发展商品经济。当时及后来，那些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绝大多数都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不断扩大商品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增强而进人世界强国之列。其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对于沿海山多地少的居民来说，开展海外贸易是一项重要19
的谋生手段，尤其是从事海外贸易虽然有较大的风险，但却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沿海居民对此趋之若鹜。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中所指出的：“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直僵息视之。违禁私通，日益且盛。”即使统治者制定了许多严刑峻法来禁止海外贸易，但还是有好多人越界犯禁，实际上是禁止不了，而且政府还因此丧失了巨额的关税收人。因此，政府最理性的政策是因势利导，这样就能达到官民共利双赢。政府因海外贸易而获得关税收人，并能使社会稳定，其统治巩固；而民间百姓从海外贸易中获利，求得生存，少数人还能发财致富。其三，明代主张禁止海外贸易的人，最重要的理由是认为海外贸易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尤其是招致倭寇的侵扰。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落后弱小就要挨打，一个国家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使自己先进强大。闭关锁国是捍卫不了自己的主权和安全，相反，只会使自己封闭，落后于时代而愈益弱小，其结局就是愈益容易遭受强国的侵略和掠夺，甚至走向亡国。三、明代弛禁贸易政策的得失对“一带一路”建
设的启示联系当今时代发展，唯有坚持开放战略，打破贸易壁垒，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才能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发展。习近平同志正是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从全球发展的高度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和民间联系更加密切，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局面。从明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得失来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首先，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明朝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实施禁海政策，认为禁海可以确保沿海安全，实际上海外贸易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虽禁而不止，且由于海防不固，仍然外患不穷。可见，闭关锁国并不能保证安全，对外开放应有安全意识。我国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化举措，在推进中难免有文化冲突和文化安全的担心。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的文化以博大精深而著称，不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充满20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对话和交流，既要在文化互动中保持自信，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要在文化交流中注重安全，有效汲取他国文化的优秀因子，进一步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提供源泉。其次，处理好合作与共享的关系。明朝的海外贸易以朝贡方式展开，厚往薄来，既不是平等的合作，也谈不上利益共享，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难以持续发展。如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改善沿线国家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给当地民众经济上带来实惠，也能够在其他领域进一步密切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让世界发展的重要成果惠及广大民众，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当前，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区域性经济发展为切人点，注重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合作，旨在打通市场壁垒，优化资源配置，让各类生产要素迸发活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与经济崛起，使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新生的巨大经济活跃地区”，极大地改变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这也要求我们对外开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把互利互惠、共赢共荣作为根本宗旨，广泛合作，加强交流，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明代，我国沿海一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民间海外贸易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但明朝采取的禁海政策，直接导致沿海对外贸易的衰败，即使有条件的开海，也因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上的限制，影响了海外市场的拓展。在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强对民间力量的引导，以放管服改革来推动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同时，也要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设置贸易壁垒，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影响市场的良性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只有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地区在发展战略上更多互动，在区域合作上更多协调，在搭建平台上更多作为，才能更好地发挥民间主体的作用，点燃民间交
往的热情，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建设成果更好地造福和惠及各国人民。卷267[M].北京：中华书局，1962.[5]陈子龙.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A].明经世文编：卷400[M].
北京：中华书局，1962.[6]陈子龙.承启堂文集•海上事宜议[A].明经世文编：卷214参考文献：[1]陈子龙.冯养虚集•通番舶议[A].明经世文编：卷280[M].北京：中华书局，1962.[2]陈子龙.徐、杨二公奏疏•报取回吕宋囚商疏[A].明经世文编：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陈子龙.沈蚊门文集•论倭贡市不可许疏[A].明经世文编：卷435[M].北京：中华书局，1962.[4]陈子龙.胡少保海防论•广福人通番当禁论[A].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7]陈子龙.御倭杂著•复胡梅林论处王直[A].明经世文编：卷270[M].北京：中华书局，1962.[8]张廷玉.食货五[A].明史：卷81[M].北京：中华书局，1974.[9]张廷玉.食货四[A].明史：卷75[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张廷玉.职官五[A].明史：卷81[M].北京：中华书局，1974.TheImplicationsoftheMingDynastyOverseasTradePolicyfo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Song
Jianxiao(PutianUniversity，Putian351100，ChinaAbstract：IntheMingDynasty,overseastradewassometimesbannedandsometimesliberalized,whichhadafar-reachingimpactonlatergenerations.Therefore,thestudyofoverseastradeinMingDy­nastyhasalwaysbeenconcerned.ThearticlemakesananalysisoftheoverseastradepoliciesintheMingDynastywithafocusonthecomparisonoftwomajorparties：thosewhoadvocatedbanningoverseastradeandthosewhoarguedforlimitedoverseastrade.Theauthorfindsthatopenoverseastradeisnotonlyahistoricalnecessity,butalsofortheinterestsofthepeople,andneverprohibitsoverseastradebecauseofsecurityissues.Onthisbasis,theauthorproceedstoexplaintheimplicationsofthetwokindsofoverseastradepoliciesintheMingDynasty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mainlyto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opening-upandsecurity,cooperationandsharing?governmentandmarket,
vKeywords：theMingDynasty；overseastrade；theBeltandRoad
Initiative责任编辑：王明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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