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周建1，2 任尚华1 金媛媛1，2
(1南开大学商学院 天津 300071）
(2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 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从董事会人力资本与董事会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探讨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通过对2007-2009我国高科技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职业背景、董事会团队异质性、董事会间联系以及董事会的政治资源与企业R&D支出正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的董事会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董事会资本；董事会人力资本；董事会社会资本；R&D支出
Study on the Impact of Board Capital on R&D Spending:
Evidence from the Listed High-tech Companies in China
Zhou Jian1, 2 Ren Shanghua 1 JinYuanYuan1, 2
(1.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2. Research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i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apital and R&D spending from the aspe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f directors. Afte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the data of 261 listed high-tech companies in China A-share from 2007 to 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ard education degre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team heterogeneity, ties between the boards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ll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R&D spending. The findings can be used to direct the board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firms.
Key words: board capital, board human capital, board social capital, R&D spending
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的竞争背景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研发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来源，对于不断提高并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简称R&D）投资代表着创新对于企业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企业在开发无形资产、实施差异化和产品创新方面的重要投入。通过持续进行研发投资，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并提升企业资产组合中各要素的价值。Chauvi和Hirschey（1993）以及Dowling 和McGee（1994）的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在研发上投入较高的企业的平均销售额、市场份额以及利润要高于其他企业。
尽管研发投资在建立和保持企业创新能力上具有关键作用，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开发新产品上的财务投入却严重不足。据统计，2007-2009年度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发费用占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1.4%，与欧美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R&D支出水平普遍偏低。此外，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R&D支出差异巨大，企业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企业的规模以及过去的绩效都会影响到企业的R&D支出。较低的研发投入会导致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逐渐下降，进而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
作为公司的战略决策主体，董事会的战略参与涵盖了公司战略制定、实施、控制与评价的整个过程。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来降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维持企业的生存并获得发展。董事会资本代表董事会为公司提供资源的能力，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变革，这其中就包括研发决策。面对包括组织和环境因素在内的大量信息来源，董事依据自身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扮演着对各种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和解释的角色，不同的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以及这些特质的作用会导致企业不同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不同的董事会团队具有的社会网络不同，因而在获取企业研发决策所需的资源与信息方面的能力不同，最终导致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不同态度。特别在当前我国的公司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下，由于董事会集体决策能力弱，导致其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战略角色，往往屈从大股东或个别人意志。而在很多国企中，董事会、经理层高度重合，决策与执行功能高度重合，“一把手”领导体制依旧占据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力。研发投资作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分配决策，董事会的决策失误会给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尽管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关注董事会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但主要是从董事会结构、董事会特征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周杰和薛有志，2008；何强和陈松，2009；刘胜强和刘星，2010；Kor，2006），缺乏从董事会资本的角度研究董事会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将董事会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检验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R&D支出
董事会人力资本是指全体董事带给董事会的技能、知识和视角的总称。由于行业技术、竞争以及规则的发展遵循路径依赖，在某一特定行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董事更好地理解该行业目前的变化（Arthur，1994），这种针对某一行业的人力资本可以帮助董事发现行业新出现的机会并评估管理者为企业发展提出的方案（Castanias和Helfat，2001）。
创新机会的发现有赖于董事对前期信息的处理过程，需要个体具有必要的机会识别和认知能力。由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给研发决策带来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对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开放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有着更大的考验。这一切都与董事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直接相关。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反映其个性特征、认知方式以及价值观念。Datta 和Rajagopalan （1998）提出受教育程度与知识、技能、应变能力、创造力以及信息处理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团队对研发活动更加重视，对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的容忍程度，更善于接受新事物。企业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探索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水平就越高，能更好地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研发决策，企业的创新活动也会更多。高素质的董事会团队，能够对研发活动更加重视，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研发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能够发现更多的创新机会，在研发决策上更加理性和有效率，企业的R&D支出会更多。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董事会受教育程度与企业R&D支出正相关。
董事的职业背景反映在认知偏好、对问题的定义、信息处理方式和战略选择上。不同职业背景出身的董事对技术创新活动有不同的偏好，对企业R& D 支出持有不同的态度。Porter (1990) 研究表明，企业的创新战略与决策者的技术背景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具有研发、营销和设计经历的决策者重视企业的技术发展，倾向加强产品和技术创新投入。Hambrick Mason（1984）将营销、设计和产品研发定义为“ 输出职能”，将生产、流程开发和财务等职能定义为“ 转换职能”。具有“输出职能”职业背景的董事，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强，从而倾向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 而具转换职能背景的董事习惯于从财务视角来评估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关注如何规避风险，因此更有可能制定保守的研发投资决策，降低企业的研发支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董事会的“输出职能”职业背景与企业R&D支出正相关。
董事会的异质性是指董事会成员在专业、经验和技能等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迅速发展，企业日益需要综合性的、跨越众多知识领域的董事会来识别外部环境中的机遇与威胁，为企业制定正确的研发投资战略。董事会的异质性有利于拓宽董事会的视野，提升董事会解决问题的整体能力，识别出更多的研发机会。很多研究表明异质性团队更适合处理非结构化、创造性的研发投资决策，团队异质性越高，会更加重视企业的创新投入(Hambrick，1998；Carpenter 等，2004)。拥有不同职业经历的董事在决策中会有不同的认知模式，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分析复杂的问题，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质量，降低研发决策的风险，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董事会团队异质性与企业R&D支出正相关。
2.2 董事会社会资本与R&D支出
董事会社会资本是指包括董事所拥有的公司内、外部的人际关系以及由这些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潜在资源在内的这样一种资产。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资源是约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某些稀缺资源甚至决定了企业有无核心竞争能力( Penrose，1993)。通过在其他企业董事会或者政府机构担任职务，董事能够从外部获取到有用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为企业的研发决策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外部竞争环境的加剧，使企业逐渐将目光转向与不同利益相关的董事会建立联系，这种企业董事会之间的联系正在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企业董事会通过任命其他企业的董事在本董事会任职，从而与其他企业的董事会建立联系。通过建立董事会间联系，企业之间可以共享资源与信息(Au, Peng和Wang，2000)，获取其他企业的生产运营（如广告、产量、R&D）信息及所处产业的特定信息( Stockman、Ziegler和Scott，1985)，从而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识别企业面临的机遇与威胁，增加企业的创新活动以及创新活动的有效性。Geletkanycz 等( 1997)研究了董事会间联系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后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在不同的行业担任连锁董事，那么这样的企业更易于发生战略变革。O’Hagan和Green( 2004) 认为企业之间互派连锁董事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传递，这种知识传递能有效促进组织创新。建立董事会间联系能够帮助企业从多个途径获得关于其他企业、行业环境的信息，提高企业对资源和环境的把握能力，制定更为科学和可行的研发决策。所识别到的创新机会的增多以及对风险的客观认识和有效控制，使得董事会倾向于增加企业的R&D支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董事会间联系与企业R&D支出正相关。
在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企业经营面临着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是指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性和不规范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加大企业研发投资的风险，进而加大董事会的决策难度。Li和Atuahene-Gima(2001)指出，企业决策者的政治网络关系，是转型环境下企业的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由于政府手中掌握着制订产业政策、实施行业规制等方面的权力，董事会的政治资源就显得尤其重要。通过这种交往和关系， 企业可以及时、有效地规避研发投资中的风险，同时还有可能获得有用的信息，发现更多的研发投资机会。另一方面，研发项目一次性投入较大，周期较长，对企业现金流影响较大，资金约束是企业进行研发决策要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声誉机制的董事会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取优惠的融资和投资待遇。Khwaja 和Mian (2004) 发现，与没有政治联系的公司相比，有政治联系的公司获得了两倍多的大额贷款，而且这些贷款的违约率超过50%。余明桂、潘红波(2008) 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此外，我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创新资源，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向企业拨付研发补贴或者减免税收进而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丁重、张耀辉（2009）指出，企业的政治关系越强，所获得的制度倾斜就越大。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和税收减免（Shleifer 和Vishny，1994）。因此，董事会的政治资源越强，企业获得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大大减小。在宽松的资金来源保证下，企业更有可能积极开展研发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董事会的政治资源与企业R&D支出正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并不强制披露其研发费用，因此本文选取研发费用比例较高的高科技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沪深两市2007——2009年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研发支出的信息，主要从开发支出附注中详细披露的本年研发费用总数一项来获取，部分研发支出数据来源于“支付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的具体科目。本文所需的董事会资本数据、R&D支出数据主要从巨潮咨询网的上市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所得，其他数据来源于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中的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
在确定研究样本后，本文对其做出如下调整：①由于ST和ST*公司在生产经营期间出现重要非正常干扰因素，本文剔除在2007—2009年间被ST 以及ST*的公司；②剔除那些主营业务变更或资产重组之后不再属于高科技行业的公司；③剔除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④剔除董事会资本数据和企业R&D支出数据披露不全的公司。最后筛选得到261个样本观察值。
3.2 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本文探讨董事会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因此因变量为R&D支出，自变量为董事会资本。
3.2.1因变量
R&D支出(R&D)。目前，国内外对R&D支出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三种：R&D费用／总资产 、R&D费用／收入 (或主营业务收入 )、R&D费用／企业市场价值。根据刘运国、刘雯（2007）分析，由于我国存在非流通股，企业的市场价值难以准确计量 ，并且根据之前的实证文献，“收入”极易被“盈余操纵”。因此选择R&D费用/总资产作为衡量因变量的指标。
3.2.2 自变量
（1）董事会受教育程度（EDU）。董事会受教育程度采取董事会成员学历的平均数来衡量，其中博士研究生为4，硕士研究生为3，本科为2，专科及以下为1。
（2）董事会职业背景(BAC)。董事会的职业背景指董事会中具有“输出职能”背景的成员占董事会规模的比例。其中，具有研发、营销、设计背景的董事为具有“输出职能”，赋值为1，其他的则为0。
（3）董事会团队异质性（HET）。Pelled（1996）提出团队成员职业经历可以作为对团队异质性的测度指标。本文采取董事的任职背景异质性作为对董事会团队异质性的衡量指标。首先借鉴Hillman等（2000）对董事任职角色的分类方法，将董事的任职角色分为三类：管理型、支持专家型和社会影响型。管理型是指在综合管理方面具有显著的知识和专长的董事，支持专家型包括法律专家（例如律师）、金融或财务专家（银行家，风险资本家，投资银行家等）以及销售或营销专家（如广告从业人员），社会影响型包括政客、学者或者其他在非盈利环境中受尊敬并具有权利地位的成员。然后本文采用文献中普遍使用的Herfindahl指数对董事会的任职背景异质性进行测度：
（1）
其中，E是指董事的任职背景，包括管理型、支持专家型和社会影响型。Pi 是指具有第i种任职背景的董事占董事会规模的比例。H值代表董事会团队异质性水平，介于0和1之间。H值越大，表明董事会的异质性越高，越小则异质性越低。
（4）董事会间联系。本文采用董事会内连锁董事比例（DCI）作为衡量董事会间联系的指标。企业董事会之间的联系分为直接连锁联系和间接连锁联系。直接的连锁联系是指任意两家企业之间直接通过一个或多个连锁董事而联系在一起，而间接的连锁联系是指任意两家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连锁联系，但可通过第三家企业或多家企业而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当两公司同时任命第三方公司董事担任双方董事时，两公司间自然会产生间接连锁关系。因此，公司间有意识建立的往往是直接连锁，而非间接连锁。而且，直接连锁比间接连锁更可能成为公司间相互影响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因此，本文着重研究直接连锁关系。
（5）董事会政治资源（PCrate）。本文借鉴陈冬华(2003)等经验做法，选择董事会中拥有政治关系背景的董事比例作为企业董事会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度量标准。所谓政治关系背景是指董事本人现在(或曾经)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委书记或政府部门官员。
3.2.3 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Lnsize)。很多现有研究都表明企业规模是R&D支出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Cohen(1989) 研究发现在某一临界值以上，R&D费用上升与企业规模成比例。Pavitt等(1987) 研究表明R&D支出强度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U型关系。Okamuro 和Zhang（2006）认为在研发投资上，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更好的条件且更有迫切性。大企业能够通过规模经济优势来分摊研发费用，因而在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资上，比小企业更具条件且更有动力。因此，本文选择企业规模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之一，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对企业规模的测度指标。
（2）企业成长性(Mb)。Harley 和 Roy(2002)认为高成长性的公司为了维持业务的持续增长在R&D支出上更有动力，他们采用资产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Market-to-Book ratio)作为衡量企业成长性的指标。吴世农（1999）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作为对企业成长性的关键考核指标。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流通股，公司的市场价值难以准确衡量。因此，本文采取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作为对企业成长性的代理变量。
（3）企业历史绩效（ROA t-1）。企业过去绩效的好坏，会对企业随后的战略选择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一个时间差，本文采用了企业进行R&D支出的前一年的绩效作为本文控制变量之一。现有研究中，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是使用最多的绩效指标。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公司运用全部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则是从投资者的视角反映了股东的权益报酬。但是，作为证监会对配股和特别处理（ST）的考核指标，公司对净资产收益率(ROE)的盈余管理现象十分严重。因此，本文采用样本公司前一年度的总资产收益率(ROA)数据来对企业的研发支出进行控制。
（4）地区（Area）。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同，东部比中西部的企业在R&D支出上明显要多。因此，我们选取地区作为控制变量，东部企业取1，非东部（中西部）企业取0。
（5）年度变量（Year）：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本文选取2007年作为基准年，设置Year08和Year09两个年度虚拟变量。
表1 变量符号定义与测量
Table1 variable explanation
3.2.4 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数据模型来研究董事会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方程的基本形式如下：
R&D=β0+β1EDU+β2BAC+β3HET+β4DCI+β5PCrate+β6Lnsize+β7Mb+β8ROAt-1+β9Area+β10Year07
+β11Year08+β12Year09+ε
其中，β0为截距，β1——β12为系数，ε为残差。
4 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4.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样本公司企业规模、企业历史绩效差异较大，企业历史绩效标准差达到了21.9，在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职业背景、董事会团队异质性、董事会政治资源、董事会间联系以及企业成长性方面差异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标准差都小于0.5。
（1）R&D支出。R&D支出最小值为0.00041%，最大值为15.8%，平均值为1.4%，这个结果要高于刘运国、刘雯（2007）对2001-2004年上市公司研发比例统计的平均值0.59%，说明我国企业近年来对于企业创新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但是，按照企业R&D支出的绝对数值来看，R&D支出最小值为25784，最大值为778374000，标准差达到了8.643，企业之间的R&D支出差异非常大，并且东部企业平均研发费用为42507570，占总资产比例平均值为1.63，西区企业平均研发费用23445318，占总资产比例平均值为0.91。东部地区企业的R&D支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企业R&D支出。
（2）董事会受教育程度。样本董事会最高得分为3.714，最小值为1.429，均值为2.56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平均水平达到了研究生学历。
（3）董事会职业背景。样本企业董事会中，拥有研发、设计、营销（包括销售）背景的董事成员平均占到28.3%，最高达77.8%。这说明在高科技企业董事会中，平均大约有1/3的成员具有面对研发设计和市场的经历。
（4）董事会团队异质性。董事会团队异质性最小值为0.32，最大值为0.735，平均值为0.567，均值为0.073。这表明样本企业在董事会团队异质性方面差异较小，且整体团队异质性水平较高。其中，综合管理型董事所占比例平均值为0.515。支持专家型董事比例为0.241。由学者、政府人员以及其他有社会影响的人员担任董事的比例平均值为0.243。综上可知，目前我国企业董事会主要由具有综合管理背景的董事组成，他们对企业研发决策负有更多的责任。
（5）董事会政治资源以及董事会间联系。董事会中拥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875，平均值为0.248。这说明尽管在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目前董事会的总体政治资源还比较少。连锁董事比例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平均值为0.213。我国企业的连锁董事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母子公司的董事或者关联企业董事，企业间关联网络越大，各个成员企业拥有的连锁董事就越多。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4.2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3所示，变量之间的Pe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企业R&D支出与董事会的受教育程度、董事会政治资源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与董事会职业背景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中对董事会人力资本、董事会社会资本与企业R&D支出之间的关系的初步推测相符合。企业R&D支出与董事会团队异质性、董事会间联系的关系不显著。另外，本文所用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太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3 各变量之间的Person相关矩阵
Table3 Person correlation matrix of variables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4.3 OLS多元回归结果与讨论
根据前面建立的模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来获取董事会资本与企业R&D支出之间分析结果，检验研究假设。首先仅引入控制变量进行OLS 回归，检验本文控制变量选取的有效性，得到模型1。根据表4的结果，控制变量大都与企业R&D支出显著相关，这说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是有效的。然后采用逐步引入的方法：将董事会人力资本变量纳入回归，得到模型2；在模型2基础上，将控制变量加入回归，得到模型3；然后只将董事会社会资本变量，纳入回归，得到模型4；随后将控制变量加入模型4，得到模型5；最后将董事会人力资本、董事会社会资本以及控制变量全部纳入回归，得到模型6。
从回归结果来看，所有自变量回归后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即本文的模型都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 到6的各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逐渐增加，模型6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前五个模型，Adjust R2 值达到17.3%，模型6的结果显示：EDU（β1=0.008，P<0.05）、HET（β3=0.032，P<0.1）、DCI（β4=0.014，P<0.05）、Pcrate（β5=0.030，P<0.01）与R&D显著相关，BAC（β2=0.009，P>0.1）对R&D影响不显著。
表4 OLS 回归结果
Table4 Regression results of OLS
注：本表采用SPSS16.0统计分析所得，*、**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内为t值
4.4 WLS改进回归分析
本文采取测量残差绝对值︱e︱与自变量的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对模型6进行异方差检验。由表5可知，︱e︱与模型6中自变量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团队异质性、董事会间联系、董事会政治资源显著相关，说明原模型存在异方差现象。
表5 ︱e︱与自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
Table5 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e︱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借鉴周建、方刚等（2009）的经验方法，本文以1/︱e︱为权重，采用WLS法（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如表6所示，修正后的新模型中，F值为27.001，调整R2为52.4%，所有自变量的回归后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修正后的回归效果明显优于原OLS回归分析模型，因此本文将该模型作为对研究假设的最终检验模型。在该模型中，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会团队异质性、董事会政治资源与企业R&D支出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董事会间联系与企业R&D支出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职业背景与企业R&D支出在10%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表6 WLS回归结果
Table6 Regression results of WLS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内为t值。
4.5 WLS回归结果与讨论
（1）董事会受教育程度与企业R&D支出之间显著正相关（β1=0.007，P<0.01），假设1得到验证。这与何强、陈松（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越高，董事的知识结构就越全面，对信息的获取和分析能力更强，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从中识别出未来发展的机遇与威胁。具有较高学历的董事，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层次就会越高，因此拥有更多的渠道去获取关于企业研发决策的信息。此外，董事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会更加重视企业的长远发展，会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所面临的风险，从而有效地开展研发投资。因此，董事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R&D支出会越多。
（2）董事会“输出职能”职业背景与企业R&D支出之间显著正相关（β2=0.005，P<0.1），假设2得到验证。何强、陈松（2009）认为，来自研发、设计和营销等专业背景的董事，为满足客户和市场的需求，更有可能从企业长远利益的角度，增加企业的研发投
资。研发决策者的研发、营销背景会使得他们更加注重研发的产出，更有可能加大R&D支出（韦小柯，2006）。长期直接面对客户需求或者市场的经历会使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研发失败的风险，因此更有可能做出积极地研发投资决策。
（3）董事会团队异质性与企业R&D支出。董事会团队异质性与企业R&D支出之间显著正相关（β3=0.026，P<0.01），假设3得到验证。具有不同任职背景的董事，其自身的知识和技能都不同，多元化的视角能够满足研发决策所需的复杂要求，更有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创新决策。开放的视野能够帮助董事会识别和把握更多的创新机会。不同的任职背景决定了彼此不同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种多元化的网络能够给企业的研发决策提供丰富的信息和资源。因此，异型性的董事会团队更有可能增加企业的R&D支出。
（4）董事会间联系与企业R&D支出之间显著正相关（β4=0.009，P<0.05），假设4得到验证。加深企业董事会之间的联系，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其他企业之间共享专业知识以及声誉。在其他企业担任董事的成员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关于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以及关键资源，提高企业对外部资源和环境的把握能力。因此，具有连锁董事身份的董事会成员比例越高，董事会越倾向于做出增加企业R&D支出的决策。
（5）董事会政治资源与企业R&D支出之间显著正相关（β5=0.023，P<0.01），假设5得到验证。在中国特殊的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投资所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就是外部政策的变化。政府手中掌握着制订产业政策、实施行业规制等方面的权力，董事会的政治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及时获取关于未来政策变化的有用信息，帮助企业有效地规避研发投资中的风险。此外，董事会的政治资源有可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来自政府的政策扶持。因此董事会的政治资源越多，企业的R&D支出更有可能增加。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本文实证分析了董事会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输出职能职业背景、董事会异质性、董事会间联系、董事会政治资源与企业R&D支出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董事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研发投资，有利于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与保持。
5.2 政策建议以及研究展望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董事会资本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5.2.1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两方面来考察候选董事的任职资格
本文的结果已经表明，董事会的受教育程度、董事会的职业背景，董事会的政治资源以及董事会与其他董事会的联系会对积极推动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有利于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与保持。因此，在对候选董事考察时，应重点从董事的受教育程度与董事的职业背景两方面来考察该董事的人力资本。而在社会资本方面，重点考察董事的政治背景以及与其他董事会的联系。
5.2.2优化董事会配置要重点关注董事会的组合效应
本文结果表明，董事会的异质性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积极地影响。选择与现有董事具有不同任职背景的新董事进入董事会，能够给董事会带来新的知识、技能、视野以及不同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提高决策质量。企业组建董事会，应该摒弃被动合规公司治理准则的做法，从董事会整体的异质性角度考察董事会成员优化配置问题。
本文对董事会资本与企业R&D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企业的R&D支出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提高企业的绩效。可以说，企业的R&D支出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一种方式，而最终目的是提升企业价值。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