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txt机会就像秃子头上一根毛，你抓住就抓住了，抓不住就没了。我和你说了10分钟的话，但却没有和你产生任何争论。那么，我们之间一定有个人变得虚伪无比！过错是短暂的遗憾，错过是永远的遗憾。相遇是缘，相知是份，相爱是约定，相守才是真爱。周作人（1885～1967）
[编辑本段]简介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
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编辑本段]周作人的书法作品
[编辑本段][创作书目]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
异域文谈 (评论集) 1915，墨润堂书坊
欧洲文学史 (理论) 1918，商务
雨天的书 (散文集) 1925，北新书局
自己的园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
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
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
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艺术与生活 (译论集) 1932，群益
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
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
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
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
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
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
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知堂杂诗抄 (诗集) 1987，岳麓
[编辑本段][翻译书目]
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
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
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
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
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
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
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
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
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
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
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编辑本段]周作人与碧云寺
彦涛
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启蒙先驱中，有一对兄弟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周氏兄弟——鲁迅(原名周树人)及其二弟周作人。鲁迅，自不必在此赘述，上过初中的人，对他已是非常熟悉。而周作人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在文坛上是寂寞的，而且辞世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作品更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现代散文开山大师(《中国新文学史》)的地位。
一九二〇年底，周作人的右肋患了肋膜炎，在日本人开的山本医院治疗数月后仍未痊愈，而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其兄鲁迅甚是着急，便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他找到休养的房间，有鲁迅的一则日记为证:“二十七日，晴。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即现在的海淀)停饮，大醉。”
碧云寺位于海淀区香山公园东北角。元代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仁宗皇帝重修香山大永安寺，并更名为“甘露寺”。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一直到明朝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御马监太监于经修缮碧云庵，并改庵为寺。
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开始，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一边疗养，一边潜心研读佛经，还先后写下了《美文》、《碰伤》、《山中杂信》、《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而他的日本妻子也是信佛的。此时，他潜心研读佛经，固然有消遣的缘故，但内心有苦闷，也是确实的。刚搬入碧云寺不久给好友孙伏园写的《山中杂信》，便似乎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字里行间响动着。查鲁迅的日记，可以证明周作人在这段时间读的经书确实不少。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舍暮抄解》一本。”(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午后往山本病(似乎应为医)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上午为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寻访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住处，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惟一的线索就是他给友人的书信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音bōrě)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人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在《入厕读书》中写道:“……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动，不见略略像样的厕所……”
令我遗憾的是，寻遍整个碧云寺，也不曾见有般若堂和十方堂的所在；寺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大都没听见过这两个名字，有的可能都不清楚是哪几个字，更遑论给我指点了。还好，文中提到的罗汉堂倒是有一个，可是里面陈列着的据说是清代的五百余尊木质罗汉雕像，也没法告诉我什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虽也不知般若堂和十方堂在何处，但他肯定地告诉我，碧云寺曾经历过几次大劫难，有的地方遭毁重建后，可能旧名儿就不用了。他还说，以前寺里允许住人的也就是前面的两个院子，一个是东边的含青斋，一个是西边的禅堂院。我与他道了谢，走出罗汉堂，穿过院子东角门，前面豁然见有一个院子。前门口挂一牌儿，上书“禅堂院，建于明代，为僧人修行处，一七四八年乾隆重修碧云寺，钦题‘鹫光合印’匾，二○○六年新辟《千年香山》历史文化展。”
再看周作人《一个乡民的死》的记述:“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他在《山中杂信》中还写道:“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字里行间，冒出那么多冷静的咏叹，仿佛他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多了一些佛道之气。同时，也可以由此断定，周作人当年在碧云寺的疗养所在，就在如今的禅堂院:正中是第二展室，东西厢房分别是第一、第三展室，但他究竟住哪一间已经不重要了。
拍了几张照片后，我步出院门，信步从大雄宝殿西侧到御碑亭。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几百年的风雨侵蚀，石碑上面的字迹许多已经模糊，但隐约可认出“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似乎是乾隆已的笔误)至碧云”，“玉泉十丈瀑，谁识此其源”等。乾隆是太有诗才了，据说写了上万首诗，堪称写诗者之最，要是现在，那他得挣多少稿费呀。可惜，遗憾的是，贵为九五之尊的他，没有一首诗使他迈入诗人的门槛。周作人除了专门写《乾隆的恶诗》，嘲讽这位自称为十全老人的弘历不通诗文，还在《山中杂信》中挖苦他“实在是旧诗的难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绝五律不做，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即便做的不好，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哥罐闻焉嫂棒伤’的蓝本罢。”
除了御碑亭是周作人疗养时经常散步的地方，还有其东侧的水泉院，他也经常涉足。水泉院因院内“卓锡泉”而得名，依就山势，叠筑山石，亭台池桥，峭壁如城，泉清石美，林深径幽。院内数十株柏树从几丈高的绝壁石缝间生长，盘根错节，宛如长在城墙上的柏林，很是好看，为大自然鬼斧神工倾倒之时，我又不得不感叹生命之顽强。泉水自岩壁间涌出，发出潺潺之水流声，一路流出院外。院里还有著名的三代树，也堪称一绝。据文献记载:该树“生于枯树间，初为槐，历数百年而枯；在根中复生柏，又历数百年而枯；更生一银杏，今已参天矣。”此树龄已有三百余年，在树根四周，仍清晰可见枯死的柏树桩。
真可谓：一树三生独得天，知名知事不知年，问君谁与伴晨夕，只有山腰汩汩泉。
钱理群著有《周作人传》
[编辑本段]鲁迅和周作人
有许多事情．即使发生在身边，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不会明白其究竟。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竞这样不同?我虽然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细技末节，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供专业研究工作者参考。
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当然，要说思想完全一致，出发点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
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处，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自古比喻兄弟为手足，鲁迅可说是手足情深的，曾写过《别诸弟》等诗篇，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他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
即使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然而，还是好景不长，不幸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事情是由于搬进八道湾而引起的。这是在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从鲁迅方面来说，他独自奔走购屋、修屋，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满心以为他飘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教书和著译；满心以为他的苦心经营会得到报偿，享天伦之乐，过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为衣食奔忙，阔别多年了，这时，两人都迈进了中年，可以朝夕相处中，共同以文艺为武器，有更多的合作。
然而，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散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问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楞，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化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的意见是对的，连日本作家增田涉也这样说：“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在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而当初，周作人夫人从日本来的时候，鲁迅给她娘家汇寄生活费的事，在《鲁迅日记》里却是记载着的。”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可是，要唤起奴隶的觉醒，必然会触犯奴隶主，连不觉醒的奴隶本人，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因此，鲁迅就受到各种意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于是，这又是鲁迅的罪过，得想别的法子来惩罚了。
在八道湾，鲁迅比我多住了一年十一个月。
鲁迅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因为我在上海，不得而知，他也没有和我谈过。只是在他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1923年?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居然不让鲁迅吃饭了，真厉害!
五天后，即7月19日，“启盂自持信来，后道欲问之，不至。”
这是鲁迅看信后想问问明白，周作人却避而不见，如果自以为有理，可以当面指出，为什么兄弟俩就不能谈谈呢?
十多天后，即8月2日，鲁迅和朱安终于搬到俞芳姊妹的砖塔胡同去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八道湾。
砖塔胡同是临时借住的，他曾问我有没有钱，因为他想年5月25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这西三条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处了。
鲁迅离开八道湾，周作人夫妇总该称心如愿了吧！可是，却不．对鲁迅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事情发生在搬进西三条胡同新屋半个月后，鲁迅在日记中记着：
1924年6月1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展采．其妻向之速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已经让出八道湾，搬到新居，只是来取自己的东西，还要这样对待。骂詈殴打，说秽语，只能征服像周作人这样的意志薄弱者，却不能征服鲁迅。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然而，鲁迅并没有取出他的全部财物。他在1924年9月21日曾写过一段短文，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厦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追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于八月廿三日，宴之赦者手记。”①
这篇题记的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它的意思。“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教·游也)；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文中的“寇劫”，指古专拓片落人八道湾手中。“盗窟”是指八道湾。周作人如爱古专拓片，鲁迅也不会吝惜，两人可
共编《越中专录》。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鲁迅在日本时送我的一架显微镜，供我自修生物学用的，值好几百元，可是周作人招来的妻舅，却不讲一声地拿去卖了五十元，自己化掉了。八道湾早被占领，主权不在周作人手里。鲁迅的财物、收藏，十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越中专录》未能辑成。这篇本来不打算发表的短文中，是他最痛心的话了。
在西三条胡同新屋布置就绪后，我们的母亲跟随她的长子住到西三条，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有回八道湾，可想而知，八道湾的生活何等难以忍受。她对所发生的一切，看得卜分清楚，也想得相当深远。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还讲：“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夫先生有利。”
这倒是对的，鲁迅虽然在精神上受极大打击和物质上受损失，但分开了却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话，钱都给八道湾搜刮去，他怎么能像后来那样资助、营救革命者呢?从八道湾来说，当初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许没有想到要逐出鲁迅。谁能挣这么多钱供他们挥霍，自己又这样刻苦节俭?没想到鲁迅是不能被强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力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旗，不过他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是他自己苦心从日本招来的嘛!
我们的母亲对周作人的处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弟兄》，是在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鸨在原”的意思。鹊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后，对我讲起八道湾的生活，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他只是感慨万分地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我也有同感。他写的《牺牲谟)，有他自己在八道湾这段生活的体会在内。
他还时常惦念周作人．为他担忧，常对我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当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别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可见鲁迅所说的“八道湾”，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湾是天威莫测的，不下于张作霖，而周作人是在这样统治下的唯一臣民。
素来勇猛的鲁迅．对此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鲁迅对周作人爱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作声了。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鄢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19]2年11月20日)中，也说：“周1934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是这样说的：“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惊，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育，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六天后，即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信：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再三引用了鲁迅这些话，虽然是以鲁迅为自己作辩解，但总算有些明白，鲁迅还是了解自己的，更没有来乘机投石下井。然而，对兄弟“失和”，究竟怎样看的呢?叉何必讳莫如深，欲言又止呢?周作人是佩服日本的，由于事实的教训，终于也使他多少有点明白过来了，他在回想录中说：“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按，系指藏本失踪事件、河北自治请愿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吗啡事件)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埘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什么缘故呢?周作人似乎不明白，然而，他更不明白的是，所谓兄弟“失和”，全套骂詈殴打，说秽语，不正是上述事件的翻版吗？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要侵略、征服别国或别人，可以制造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亲眼看到过他们对周作人施用过这种强盗行径，他完全屈服了，又附和着去欺侮自己的亲兄，那曾经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生活上赤胆忠心帮助过他的人。中国经过八年抗战没有亡，而从鲁迅周作人兄弟来说，却先拆家了。
鲁迅去世后，中日关系更为紧张，好心的朋友关心周作人的安危。冯雪峰对我说过，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隐约表示，他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为媒介。有人也对我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工养着。象周作人这样的文学家，只要肯到上海来，生括完全不成问题，可能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都愿意养他的。
我想起这与鲁迅生前讲过周作人不如来南方安全的话，正是不谋而合，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劝他来上海。
然而，没有得到他片言只字的回音。
于是，我们就断绝了往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年抗战，艰苦卓绝，人民谱写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接着，三年内战，象摧枯拉朽一样，推翻了黑暗腐败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
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
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件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问题。却包古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
只是，我觉得事过境迁，没有什么话要说了。这次意外相遇，也就成了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