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还有这六大免死金牌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全球经济及产业格局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全球经济整体不景气、恢复迟缓的背景下，新的一轮经济长波（通常指50—60年的长经济周期）已经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亦已拉开了帷幕；资金、人员、技术的跨国流动，产业在全球的空间布局将会出现新的图景（美国所谓的“制造回流”就是其中一个信号）；
各大区域经济体（如北美、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非洲等）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此消彼长；以特大城市群为载体的经济增长极亦会发生转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长期以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外部条件和环境变量正在发生变化，不利因素叠加出现，甚至出现共振效应。
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时有大型贴牌加工企业破产倒闭的消息传来；亦有部分外资制造业迁移至越南、印度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在重重压力之下，“中国制造”的确出现了疲软迹象。有人耸人听闻地宣称：
“中国制造”将要崩溃；有人痛斥“中国制造”企业未能掌控上游供应链、下游渠道以及自主品牌等关键环节和经营资源；
有人从一个日本智能马桶盖说起，论证“中国制造”企业如何低能；有人担忧：工业4.0时代，人家已不带我们玩了。
“中国制造”的六大未来机
一片喧嚣中，我们如何客观、冷静、准确地认识“中国制造”？我与悲观者（他们似乎以宏观经济研究者为主）的看法不同，我基本上是乐观的，主要依据：一是“中国制造”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着巨大的机会；二是“中国制造”企业卓有成效的转型努力。
“中国制造”未来的机会主要有：
第一，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变“平”的过程，给了“中国制造”持久的需求牵引。
举一个例子，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无排水及排污设施（符合卫生要求的），这是多么大的需求！进而言之，未来我国在国土治理、生态改善方面市场空间巨大。
第二，当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中产时代”，消费升级将持续发生。
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各类人群、各种情境的细分需求集合将会增加并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消费结构亦会转换，大家从电影、旅游市场的火爆中便可得出结论。此外，任何一种消费形态都会处于递进之中，例如消费者要求汽车更节能、更便捷、更安全、更智能、更美观、更“体验”等。
第三，“中国制造”在材料、零部件、工具、设备及软件等领域总体上相当落后，国外产品占主导地位。
以手机为例，重要的软件、芯片及功能模组等，大部分是进口的。再以“工作母机”机床为例，我们可以造出它的骨骼，但神经系统（控制模块）以国外产品为主。在这些领域，对进口产品的替代，既是“中国制造”任重而道远的使命，也是持续成长的机会所在。
第四，国际市场上，无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中间工业品，“中国制造”的渗透、替代之路刚刚起程。
我们以颠覆性创新的方式从低端市场起步（长期以来，中国产品以便宜著称）、从简易模式起步（贴牌加工），未来向更高级的市场和模式递进、转换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全球飞机发动机的叶片生产，为美日少数企业垄断，已有中国企业向此领域进发。
第五，全球经济低迷，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制造”全球范围内整合、利用资源创造了条件。
据我所知，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收购兼并的力度很大，在人才、技术、品牌、通路等方面均有斩获。同时，在全球产业结构及竞争格局激烈变动的环境下，某些市场空间及客户资源有可能从原先的领导者那里让渡出来。华为在欧洲的遭遇及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六，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我国过去一些封闭、垄断的领域有可能逐渐开放，如能源、军工等，这对“中国制造”的提升极为有利。
产业互联网对“中国制造”的威胁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互联网因素会给“中国制造”带来机会吗？我国从互联网人数、互联网企业数量以及互联网企业上市公司数量等指标看，算得上是互联网大国。
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模仿居多，原创较少；
二是应用较多，技术不足；
三是集中在消费及服务领域，制造领域的应用及创新很少；
四是与外部互联互通、共享信息和知识资源不足，未能分享全球云计算的益处。
到了产业互联网时代、工业4 0时代，无论是智能生产，还是智能生产体系的输出——智能产品，我国和美国、德国、日本相比差距很大。互联网因素不仅未使这种差距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差距既体现在芯片、传感器、新材料、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硬件上，更体现在智能制造、云制造的软件上）。
因此，制造领域的互联网给“中国制造”带来的更多是威胁。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制造”被甩开并非没有可能。我们在保持“基本乐观”的同时，也要看到形势的严峻。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六大路径
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以及关键举措，我在此提出若干建议：
第一，改变成本节约模式。总的来说，“中国制造”产品的优势在于成本和价格，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优势仍需保持。
当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时，靠压低工资降低成本的传统方式已难以为继，要把降低成本的重心放到不变成本、系统成本和波动成本上，例如品质成本、研产销衔接的摩擦成本、生产不均衡的波动成本、供应链运行过程中的“多余”（库存）和“不足”（断货）成本、价值链运动的时间成本、与顾客需求不吻合的无效产出成本、客户订制的回应成本，以及产能、设备利用不足的固定成本等。
这就需要通过精益生产、智能制造以及信息化系统提升效率降低消耗，通过优化价值链结构以及运行方式加快周转。继续保持成本优势，是传统制造企业的“求存”关键。
第二，寻找、开发产品的附加值源泉。中国产品不能永远被贴上价低质劣的标签，必须提升附加价值。
而关键在于找到附加值背后的技术、审美以及文化、历史的支撑和来源。按照“极致产品”的理念，从多个维度提升、丰富产品的价值含量，并在动态上形成产品价值的连续“边际（增量）”，从而实现产品价值的递进和超越。
需要说明的是，提高产品附加值未必一定进入中高端产品领域，日本“无印良品”等品牌面向中低端市场，同样营收了可观的附加值。这就取决于设计、生产和销售诸环节协同一体化的整体能力了。总的来说，提高附加值并开掘价值创新的源泉（主要是技术和创意），是传统制造企业战略转型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
第三，赋予国际化新的内涵。
“中国制造”以往的国际化，属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以贴牌代工为主。而未来的国际化则具有新的特征：一是以自主品牌进入主流市场（国际市场亦按照“农村包围城市”渗透开发）；二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重构价值链，尤其是供应链和渠道链；三是加大国际性购并重组的力度。尤其注意购并那些拥有核心技术的隐形冠军或领先者。
第四，实现产业链位置上的转移。
“中国制造”从产业链上附加值最低的环节起步，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制造企业就有可能向上游或下游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和领域渗透和转移，从而实现制造高级化。
比如，我国芯片产业基础差、起点低，只能从技术含量低的封装环节起步。当经验、能力和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进入上游晶圆加工环节，并逐步上移。产业链上位置转移战略，有时会表现为产业链的整合和一体化；在一定的情境下，这是后发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
在现代电子等领域，盛行水平分工，但我们不能甘心处于初级、微利的层面上。从微笑曲线的低端出发，向下游延伸亦有可能，比如软件行业，从外包做起，逐步发展为提供客户解决方案。
第五，确定合适的技术进步路线。
我们一定要有技术为本、技术驱动的理念，同时设计适用、可行的技术发展路线图，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从相对简单的甚至边缘的领域起步，逐步进入核心领域。
这种成长方式的关键在于：首先，沿着目标、方向不动摇，不游离；其次，在每个里程碑阶梯上集中力量压强成功；再次，寻求、开发多元化的技术来源，尤其要重视对外合作和引进。在许多领域，市场换技术是可行的，基于国内的市场资源，让我们所需的技术分享一定的市场利益，同时对这些技术消化吸收。
近年来，我国电子、家电、软件、材料等领域均有这方面成功的例证。而汽车等行业“技术换市场”不成功，关键在于一些国有企业坐享市场管制的利益，缺少学习的强烈冲动。要破除狭隘意识，将自主创新和学习借鉴结合起来。
第六，登上工业4 0的列车。
工业4 0是对传统制造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也是每个传统制造企业必须奋力登上的新平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生产体系，不仅提升了制造品质和效率，也使快速、精准回应顾客个性化的需求成为可能。
沿着工业4 0的方向从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不断递进，是我国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和路径。
让市场机制发挥保障作用
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历史性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一些倾斜性的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政府不必直接参与企业运营，要让市场机制发挥根本性作用。一些补贴、资助要大大减少，否则既滋生腐败，也会催生企业的投机心态。
政府直接配置的资源过多，会影响资源的使用效率。关键在于营造有利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规范，让要素无碍流动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全社会人力资本向技术领域流动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了中后期，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给予我们信心的，除了发展不平衡的张力和动能以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人口开始老龄化，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人力资源仍有显著优势。千千万万受过较好教育、勤劳好学的优秀劳动者，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