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聂鲁达
王充闾 普希金、泰戈尔、聂鲁达 在顶儿尖儿的世界级大诗人中，我最喜爱的有三位。他们是俄罗斯的普希金，在我们的北面；印度的泰戈尔，在南面；还有一位是智利的聂鲁达，我说不清楚是在东面还是西面，反正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不仅读过他们的作品，研究过有关的传记，而且有幸访问过他们的祖国、故乡，瞻仰过他们的不只一处的故居，实际感受到那种温馨、儒雅的氛围，亲炙他们的遗泽。
对于三位大师级的诗人，自然我都是仰视的，但感觉与印象并不相同：
在我的心目中，那位倜傥风流、多情善感的普希金，属于“乌衣年少”一流，尽管我特别崇拜他、喜爱他，长诗短诗都能背诵出一些来，但相互间总有一点“隔”的感觉；那位飘动着白发长髯，仿佛有一种仙风道骨般的泰戈尔老人，在蔼然可亲之中，常常让人平添几分敬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唯有那个聂鲁达——也许同早就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有关——我感到特别亲切，也最容易接近，因而一厢情愿地同他结成了朋友。看到那方方正正的脸庞上，嵌着一双大而圆的眼睛，再衬上两弯浓重的长眉，一张抿着嘴唇的阔嘴，我总是忆起过世多年的长兄，一个出色的建筑工人。 爱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又是那么漫长 在智利几天的访问，使我进一步走近了聂鲁达，对于这位优秀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了多方面的实际了解。三四十年前，诗人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曾如饥似渴地读过当时所能找到的他的动人的诗篇，感受到诗人的博大胸怀、可贵的正义感和社会担当意识，倾倒于他的超人的智慧与幽默。在那道德、观念、习惯和阶级、法律、政策等一切都同爱意柔情大相径庭的年月，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常常躺在农村冰冷的土炕上，就着微弱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默读着聂鲁达二十岁时写下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通过这部青春恋情的杰作，仿佛看到现实中的诗人愁肠百结、坐立不安的焦灼心态，里面有忧伤的记忆，有真情的呐喊，有情感的剖析，也有深沉的哀叹。同诗人一道沉浸在孤独、自省，为情所扰、所困、所苦的茫茫隐痛之中，体味着那种对人性对心灵的终极关怀。那组动人心魄的《漫歌集》，尤其是其中著名的《伐木者，醒来吧！》，读着读着就抑制不住心头涌动的狂潮，常常是感同身受，也让我为自己祖国富饶的大地、往昔的荣光而自豪，为祖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未来的命运而忧思，有时竟披衣起立，绕室彷徨。
诗人以满腹赤诚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他宣扬革命，主张社会正义，生前却几度被他的国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众中盛传着，夺走他生命的并非癌症，而是悲伤。在他死后的十七年间，其作品几乎完全为智利右翼军人组成的独裁政府所封禁。它使人记起了聂鲁达的广为世人传诵的诗句：“爱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又是那么漫长。”所幸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祖国和人民通过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给予他以无尽的哀荣和褒扬，用以补偿对他的长期不公与歉疚。智利政府以国家英雄之名，将他请入了先贤祠。
诗人宽阔的胸怀有如浩瀚无垠的大海，他把视野敞向全球，以其人性的伟力拥抱着整个世界，让盈盈爱意在诗中涌流，于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样也把盈盈爱意回报给诗人。看过意大利影片《邮差》的观众，大概都记得这个情节吧：20世纪40年代末，聂鲁达由于宣扬革命被流放到意大利一个孤岛上。这里虽然狭小、偏僻，但并未与世隔绝，世界各地的广大读者，其中尤以女性居多，仍然惦记着诗人，与他声息相通，因而信件源源不绝地向小岛涌来，这使专门给他送信的邮差——当地一个粗通文字的青年马利奥感到惊异，从而产生了进一步与诗人交往的浓烈兴趣。 比照美国的同行杰克·伦敦，航海这方面他可差远了 真的，聂鲁达确有迷人的魅力。这种“追星”的情景，这次在智利访问中，我也实际接触到了，当我自北而南漫游这个狭长得有些怪诞的国家，像举起头来随处可见有“南美大地的脊梁”之称的安第斯山的皑皑白雪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海滨，山村，平原，随处都能听见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人们为祖国拥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诗人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在他的几处故居我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观众，顶着炎炎烈日，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已经辟为聂鲁达博物馆的故居，坐落在圣地亚哥圣母山下，这是一组依山就势、造型奇特的欧式建筑。一般的山居，都是在山坡上削出个平面，或者分出层次逐级攀升，像画图一样次第展开。而聂鲁达的住宅却是纯然依照山势的错落，蜿蜒上下，凹进凸出，似断实连，散落在浓荫密布的林峦深处。清幽、别致，充满了艺术情趣，体现了主人的匠心独运，是诗人的艺术心灵的外现。凡是到过这里的观众，大概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诗人极富艺术感觉，极富生活情趣，极富人情味。我想，这大概就是诗人的恒久魅力所在吧。整座住宅，包括会客室、卧室、书房、餐厅、酒吧间，壁橱里陈列的，案几上、窗台上放置的，挂在墙上，摆在地下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艺术品，除了珍稀的古玩，世界的名画，彩色的玩具，多彩的瓷盘，最多的是千姿百态的海螺。
诗人自己说过：“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海螺，它们的奇妙结构——月光般皎洁、像细瓷一样美妙的内在质地，加上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多姿多彩的外壳——令我心旷神怡。”这里有南极的通明海螺、古巴的杂色螺、加勒比海的彩绘海螺、北美的彩线榧螺、中国的宽肩螺……据说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个，其中大部分已经捐赠给智利大学。
故居里有大小三个酒吧间，主人喜欢和客人一边谈天，一边饮酒。他还常常用酒来激发灵感，他说，喝了酒以后晃晃悠悠的，有如坐在船上。他的书房在小楼的一角，就设计成船的形状，他说自己整天都坐在指挥舱里。许是由于诗人一生总是靠近大海，而且终年漂泊的缘故，除了海螺，对于船舶，终生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几处住宅里，不是摆放着船的模型，就是挂着船舶的绘画，有一处房舍外面的山头竟然放置一艘实用的船只。但是，据说，他从来也没亲自驾驶过航船，甚至根本不懂得航海的技术，比照美国的同行杰克·伦敦，这方面他可差远了。
与故居隔着一道铁丝网，外面是一座动物园，聂鲁达喜欢这种生机盎然的环境，尤其是愿意谛听嘤嘤鸟鸣和咆哮山林的狮吼。故居庭院里种植一些果树，有时活泼的小猕猴偷偷跳进来摘葡萄，诗人便乐颠颠地瞅着它们跳上跳下，直到饱腹而去。 一个耳朵放在前额上，可以倾听未来 聂鲁达对于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向关注中国革命的进程。早在1927年，当他出任驻缅甸仰光的荣誉领事时，就曾访问过中国，时年二十三岁；后来在1951年、1957年又两次访问中国，回去后写了《向中国致敬》和《中国大地之歌》等诗篇。他同我国的著名诗人艾青、萧三等结成亲密的朋友。
1954年聂鲁达五十诞辰，艾青、萧三等中国诗人曾带着景泰蓝的名瓷、湘绣和象牙雕刻，专程前往智利为他祝寿，使聂鲁达无限感激。他深情无限地对艾青说：“中国是从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国家。”他一直记怀着愉快的中国之行，一次游览颐和园，陪同他的艾青戏问他：“你姓聂，按汉字的写法，‘聂’字是由三个‘耳’字构成，而你只有两只耳朵，多了的那只耳朵放在哪里？”聂鲁达随口作答：“一个耳朵放在前额上，可以倾听未来！”大家都叹服他的机敏与智慧。
他非常注重友情，多少年过去了，还不断地想念着好朋友艾青。据艾青去世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记：有人告诉他，聂鲁达曾经对着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互相都十分珍惜。
艾青从南美归来，写过几篇赞颂与忆念聂鲁达的诗章，在《告别》这首长诗中有这样的感人诗句：“浅灰色的早晨/我离开你/离开你动人的的声音/离开你温热的手掌/离开你宽阔的胸膛/离开你的拥抱/说了一声 ‘再见’/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就这样地，我离开你/离开我的兄弟/离开智利。”
聂鲁达对于中国的艺术情有独钟。在这所故居里，陈列着两幅中国画，一幅画面是一戎装少年骑在马上，手里牵着一只梅花鹿；另一幅画的是野花啼鸟。记得参观他的另一处住宅时，曾看到一幅中国古代的仕女图，上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的题诗，这是一件十分名贵的珍品。王文治，字孟楼，乾隆朝进士，殿试第三名，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读，能诗工书，名重当时，与著名书法家、宰相刘墉齐名，时人称之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海内外人士都以藏有他们的书法作品为荣耀。
智利归来，很多时日过去了。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出聂鲁达的身影，似乎诗人已经随我来到了中国；而我又同时发现，我的心却留在了智利，留在了诗人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