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与谎言
海明威的“硬汉”形象伴随着他的名声而迅速传播开来。如同卢梭以后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海明威也有很出众的自我宣传才能。他创造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目睹的“海明威”，这与旧式的、天鹅绒般柔软的、悠闲的浪漫派形象正相反，这个海明威形象在他的时代里发挥了自由者的作用，代表了一种新式的男子汉形象：猎装、威士忌酒、子弹袋、枪支、鸭舌帽、一撮火药、烟草。他的烦恼之一是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在２０年代，海明威很快就升级做了“爸爸”，而时髦女郎在他面前就变成了“女儿”。到了４０年代初，“海明威爸爸”就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杂志封面人物，同好莱坞的顶尖男星一样出名。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海明威那样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采访，被拍了如此之多的照片。海明威那张长着白胡子的脸终于比托尔斯泰更有名了。 但是为了把他的道德人格化，为了维护他所创造的传说，海明威如同在服苦役，一直到死，他也不允许自己停止下来。正如他母亲将母爱视为银行账户，海明威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经历存入他的个人户头，然后支取出来放入他的小说。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他在意大利战争中的经历是他的原始资本。２０年代，海明威已经用尽了这笔资金的绝大部分，他就用疯狂的体育运动和斗牛比赛来平衡支出。３０年代，他通过围猎做了有价值的储存，西班牙内战又让他得到了一笔意外横财。不过，海明威却懒于好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当他投入其中时，已嫌迟了，没能为他的写作资本添加些什么。此后，他的主要进项来自于打猎和钓鱼。他也曾试着重新参加围猎射杀和斗牛巡回演出，但带来的与其说是回报，还不如说是笑料。埃德蒙·威尔逊指出了这种他在写作上和行动上都存在的巨大反差：“一位年轻的大师与一个老江湖骗子”。事实上，海明威仍喜欢一些运动激烈的消遣，但并不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狂热。人们可以察觉到他对荒野的热情已经衰退，只要他有胆量，似乎他更愿意挂起猎枪，坐在他的图书馆中。当他向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叙述自己的境况时，他的口气虚假、牵强又带有自夸的成分，例如在１９４９年，海明威曾写信给他说：“为了庆祝我的５０岁生日……我做爱３次，还到俱乐部去连续打中１０只鸽子（飞得非常快）。我与朋友们喝了一箱皮勃尔·海德西克酒，花了整个下午在海面上寻找大鱼。” 真的？假的？还是言过其实？没有人知道。无论是海明威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评述，都不能不经核实就作为事实接受。尽管在他设想的道德中，真实在其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海明威仍有着知识分子的典型信念，在他看来，真实必须是自我自觉的仆从。他认为———有时是在鼓吹———撒谎是他成为作家的训练内容之一。海明威会有意地或不假思索地说谎，有时他确实知道自己在说谎，在他那部精彩的《士兵之家》以及在其主人公克雷布斯身上，他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写道：“最优秀的作家都是说谎者，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们这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撒谎或是虚构……他们经常是无意识地说谎，当想起自己的谎言时又会深深地自责。”不过有迹象表明，早在他写出为此所作的专门辩解之前，就已有说谎的习惯了。５岁时，他就谎称他独自降服过一匹脱缰的马。他对父母说自己已经和女电影演员梅·马什订了婚，但事实上海明威只是在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见到过她。海明威对堪萨斯城的同事们反复地叙述这个谎言，甚至说到花了１５０美元买来订婚戒指这样的细节。在他这些到处炫耀的谎话中有许多是显而易见并令人尴尬的。比如１８岁那年海明威告诉朋友们他钓到了一条大鱼，而这条鱼明显是从集市上买来的。他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自己在芝加哥充当职业拳击手的故事，说他的鼻子被打破，但他仍能继续还击。他曾杜撰自己有印第安血统，甚至宣称自己有印第安女儿。他的自传《流动的圣节》就和卢梭的《忏悔录》一样非常不可信，最可怕的就是看起来它是那么坦白。他常常对自己的父母及姐妹们编造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理由。比如他说自己的妹妹卡罗尔在１２岁的时候被一个性变态狂强奸过（根本不是真的），后来又说她离了婚，甚至说她已经死了（其实她幸福地嫁给一位名叫加德纳的先生，不过海明威不喜欢他）。 在海明威令人最难以理解和重复次数最多的谎言中，有许多都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经历有关。当然，大部分士兵，即便是非常勇敢的人在谈到他们的战争经历时都会撒一些谎。对海明威的生平
进行详尽调查，总是可以发现海明威所言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样的，海明威捏造的关于他在意大利的经历简直是罕见的厚颜无耻。他最初说他自愿报名参军，但因为视力不佳而未被录用，可在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有关资料，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而且这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在许多场合，包括面对报纸采访时，他说他在意大利第６９步兵团服役，还参加过三次重大战役，他又宣称自己属于精锐的阿尔迪蒂团。他向在英国军队服役的朋友、外号“现金”的多尔曼·史密斯说，他是在格拉帕峰指挥阿尔迪蒂团的一次冲锋时身负重伤的。他还告诉在西班牙内战时结识的朋友古斯塔夫·杜兰将军，他第一次是指挥一个连，后来就指挥一个营，那时他仅１９岁。海明威确实受过伤——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受伤的原因和真相上，他重复着谎言。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的阴囊被子弹射中，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为此他不得不让自己的睾丸搁在垫子上。他还称自己被了天主教的洗礼，因为护士们以为他快要死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战争揭穿了海明威的谎言。在西班牙，他非常妒忌马修斯，因为作为通讯记者，马修斯的才能比他更为出色。海明威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编造了一套关于他在特鲁埃尔前线的谎话：“把有关战斗的报道头一个发到纽约，这比马修斯还早了１０个小时。回来后，与步兵一起投入了总攻，跟随一个爆破连和三个步兵团一块进了城，发了这条消息。返回后，要将最精彩的逐户争夺战的战况整理好，用电报发出去……”至于说１９４４年他第一个进入解放了的巴黎，这也是谎话。在性爱方面，海明威依旧会说谎。在他那些意大利传闻中，有一则最为人喜爱，经常被人反复提起。据说有一个西西里的饭店老板娘把海明威的衣服藏了起来，他被迫做了性囚犯与她私通了一星期之久。他告诉伯纳德·贝伦森（是他的许多虚假信件的接收者），在完成了《太阳照样升起》的时候，他和一个女郎上了床，他的妻子突然返回，于是他被迫将那个女人从屋顶偷偷地送出去。这里面没有一句实话。１９２５年在潘普洛纳，海明威与情敌发生了一场很出名的争斗，他的情敌是“犹太佬（哈罗德）洛布”，在叙述这件事时，海明威又说了假话，他说洛布拿着枪，威胁说要杀死他（在《太阳照样升起》中，这一情节被改头换面）。海明威在结婚、离婚和解决办法的问题上都撒过谎，不仅仅是对相关的女人，也对自己的母亲撒谎。他对第三位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以及关于她的谎言达到了特别厚颜无耻的程度。反过来，玛莎反驳时说他是“自闵希豪生以来最大的说谎家”。和其他一些兼为小说家的说谎家一样，海明威也留下了作假的痕迹：在他那些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中，有几篇从大部分内容看似乎带有自传的性质，但很可能纯粹是海明威的虚构。关于海明威，人们所能说的一切就是他对真实并不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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