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

汉书“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

前四史。“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

史记。《史记》系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卷。

西汉司马迁着。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作《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此书体例为纪传体之滥觞。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纪和列传为主体。故名纪传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整部《史记》。帝王将相无数。英雄豪杰无数。鸿儒硕学无数。司马迁“想见其为人”的。唯有孔子与屈原。司马迁欣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魄;屈原的遭遇。与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怜。其恢宏之辞章。也为司马迁所向往。融入 * 写作中。使其成为一幅瑰丽雄浑。荡气回肠。悲天悯人的历史画卷。司马迁着《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

《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

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

有完成论载上代 * 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孔子之为人。 * 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 * 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

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

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

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

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着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

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

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

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一直流传。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

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

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着《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

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

三国志。《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

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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