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小说功用作者：刘子越来源：《参花·下半月》2016年第02期
摘要：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和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世界性的发展，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人性关照，同时也在当时引起了文学界巨大的反响。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从该文章中提出来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和“小说为文学最上乘”这两个重要观点切入，简要论述小说的社会功用。
关键词：小说 群治 不可思议 功用
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一直到20世纪才大放异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先生于1902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
一、文学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了“熏”“浸”“刺”和“提”四力，将人类的主体审美心理和小说的艺术性特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 [3]深入分析了四种力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挥出独有的特点和功能，下面做简要说明。
首先，“熏”说的是小说对于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熏”可以促使人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为眼前的情节所迷漾。小说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性情，同样也会改变人的生活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正是由于“熏”力才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相互依赖、相互熏陶，影响其实现对社会的认知。[4]
“浸”力和“刺”力这两种力都作用于读者的情感，但是二者的作用程度和方式不同。前者讲究的是一种潜移默化，更加注重于时间上的积累，产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的效果。相反，“刺”力强调“使感受者骤觉”，推动读者在某种事物上产生异常激烈的情感，是小说对读者具有的一种强大感染力。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可以看到，梁启超先生着重分析了这两种情形，说明了最精彩的小说一定能让人可惊、可愕、可悲、可感。欣赏活动中感情的激发、交流是小说发挥社会作用的内在基础。[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