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具体表现形式：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清谈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二、魏晋风度与诗化人生的认识：
1、饮酒与诗意人生
魏晋名士之饮酒受到重视，还在于他们用诗意的、玄学的、畅快的语言描述酒，用夸张的、放诞的行为饮用酒。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以寥寥数语表达对酒的嗜好
（任诞20）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①。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任诞21）毕茂世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2)饮酒时的狂放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
（任诞18）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任诞19）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这几条，都是表现饮酒人“酣畅”的饮酒状态：阮修是“独酣畅”；山简是“时出酣畅”；王徽之是“酣畅忘反”；刘恢说见了何充饮酒，便想倾尽家中藏酒让他喝，同样是“酣畅”。“酣畅”，意味着无拘无束，尽情尽兴，饮者沉浸酒中，呈现的是自我的个性胸怀。
(3)酒后的狂态
酒助长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之态与豪迈之气。刘伶酒后是赤身裸体：
（任诞6）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王敦酒后是慷慨放咏：
（豪爽4）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王濛酒后是翩然起舞：
品藻44）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
醉酒之后使身体处于麻醉状态，不能完全受意识的支配。于是，借着酒力，很可能会作出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于是饮者并醉，从横喧哗：或扬袂屡舞，或扣剑清歌。或颦蹴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唏。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和睚眦之宿憾，虽怨雠其必亲。”(曹植：《酒赋》)醉的状态在于，使身体返归本心，并成为一种艺术化的存在。这些酒后百态，彰显着魏晋名士的纵逸、豪迈、适性、深情。
饮酒致醉，便不能与人进行正常交流，从而疏远了政事与人事，这在魏晋时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阮籍就曾大醉六十日拒绝了司马昭的求亲。而胸中垒落不平之气，无处可发，唯有解酒浇之，以醉酒来解愁。
以上分析，让我们看到，酒之于魏晋名士具有独特的意义，在魏晋名士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酒成就了他们纵逸不拘的气质情性，成就了他们的生前之乐，成就了他们的身后之名。
2、服药与诗意人生
A、魏晋名士服用的五石散多为亲自动手炼制，因此，欲炼药散，首先必须入山采集药石。这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名士的登山游览活动，同时也促进了魏晋时期山水诗文的创作。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郭璞：《游仙诗》)
(许迈)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晋书》卷八十《许迈传》)
(刘膦之)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晋书》卷九四《刘麟
B、采药中的登山观赏活动也会唤起对生命与玄理的沉思。
王羲之在《答许询诗》中这样写到：“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
C、服药之后的“行散”活动同样构筑了这种诗意的人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一方面，行散虽是因服药被迫进行的散步游走，不过这种活动方式本身就具有休闲的轻松意味。另一方面，由于得其药力者会感到“骨髓充实”、“举措轻便”，甚至有着“行动如飞”的美妙体验，此时的心意状态应当是畅朗愉悦的，更可以抛却尘俗之事，进行自由无滞的诗性思考。
三、雅量——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物的品评用语会有所不同，有的用语代表了一个时代中人们最为崇尚的品格，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文化特征。魏晋时期这样的用语就是“雅量”。
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心胸宽广在以前的时代中也被视为具有良好修养的表现。但魏晋时代所说的“雅量”不仅内涵要丰富得多，而且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表示的价值也重要得多。它最简单的意义当然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但很多情况下，“雅量’’是和士族的高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内涵的广度和人格的稳定性，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为外力(无论成与败、荣与辱)所动摇；这说到底就是希望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正是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雅量”是魏晋时代士人的理想人格。
一、雅量的核心内涵——人格的稳定性
嵇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和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这种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特意显示的姿态，具有贵族阶级所崇尚的优雅从容。诚然，贵族文化有时带有做作和程式化的意味，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追求人生高贵和美丽的心情，当有强烈的情感在内时，即使只是追求一种姿态，也会让人感动。对嵇康之死，后人写下了许多悼念的文字，最美的是其旧友向秀的《思旧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在说到反映“雅量”的具体事迹时，我们首先引嵇康之死的故事，并以夏侯玄之死相映照，原因就在这种故事最能显示其核心的内涵——人格的稳定性。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只有坚守对自我的期许，才能证明生命确然是高贵的。而死亡的威胁最易使人慌乱失措，在死亡的阴影下，仍然能保持镇定从容，这就是最大的“雅量”。
二 、脱略荣辱，善于忍耐
“雅量”的又一种重要表现，是遭遇他人轻辱时淡然处之，不兴计较。这好像与前面强调的雅量表现着士族的高贵意识之说相矛盾，其实不然。轻辱常常来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欲兴计较，便是自居于与之对等的一方，这就有自我贬损的危险；轻辱又常常起于琐碎的原因，欲兴计较，便是使自己陷于琐碎，这同样是自我贬损；轻辱也有可能缘于无意的误会，欲兴计较，便显出了自己的浮躁，这依然是自我贬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轻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应。心胸宽广、人格稳定之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不赖于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够站在轻辱所不能触及的位置上，它当然是对自我的高贵意识的维护。
《老子》中说“宠辱皆惊”，“得之亦惊，失之亦惊”，是人生大害。既然雅量的根本在于超脱尘俗的胸怀和人格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不仅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轻辱，而且也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尊荣(“宠”之古义为尊荣)和成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表现。
谢安在《世说新语》中形象最为凸显，描写他的故事有一百多则，而从“雅量”来看，他更是典范式的人物。他经历过重大的危机，也获取了超凡的成功。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始终不会表现出忧虑、恐惧或者兴奋的情绪。人可以也应该做一个他所期望的自我，这是贵族社会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一种理解，而谢安正是凭借着他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受到人们普遍的景仰。
三、豁达与从容
跟雅量有关的故事有些显得严峻，有些则颇为琐细，但在表现人物胸襟的宽豁和行事的从容自如方面，却仍有其一致之处。
四、《世说新语》是如何用艺术形象阐释魏晋风度的。
1、《世说新语》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了士人的如下特征：（1）行为――由清雅脱俗向狂诞不羁。如《任诞门》“王子猷出都”在“笛声中会友”里尽现高雅脱俗，“王子猷居山阴”则于“求兴而来，兴尽而返”展现一种完全超越功利的理念。再如“刘伶恒纵酒放达”等。（2）言语――由清议到清谈。如“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管宁淡泊名利，人们遂以此定优劣。（3）价值观念――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如写阮籍闻“厨中有酒三百斛，即求为步兵校尉”事，表现魏晋士人不再像前代士人那样醉心于功名，而是追求一种无为自然、率性而为的自由生活。再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田园居等。 2、、艺术表现手法：（1）善于运用人物的一言一行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个性。（2）心理描写颇为出彩。（3）善于运用细节刻画和对比手法。（4）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
五、魏晋人士的休闲雅好的特征。
魏晋名士喜好音乐是个人的修养、自娱的手段因此在魏晋诗文中常见通过描写琴或其他音乐以反映自我的情志，这也是过去少见的。
当琴或更广泛说是音乐，被视为情志的寄托时，它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
魏晋名士为琴赋予了高雅丰富的文化意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和。“和”是古代音乐的中心思想，“和”是针对个体而言，调和的是个体内心的情感，使人们“导德宣情”，“情和自然”，达到个体与自然的和谐无间，即天人合一的状态。
二、雅。琴之雅，不唯在其形制法天象地，合乎自然之数，更在鼓琴者需具丰厚之素养，超越之心境，高妙之意趣，
三，虚。虚即琴声所传达出来的意韵，它是超越性的，超越了时空之限，引人进入形上高远之境。以上三点，都合于魏晋士人的人生旨趣。
魏晋士人之好琴，与其时的玄学追求与人生理想正息息相关。正因琴有着如上的文化意蕴，琴常与高逸、出世关联在一起，
围棋是魏晋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是否会围棋，是评价一位名士的修养的重要参照。
魏晋名士喜爱围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围棋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观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竹子备受中国传统文人推崇，是诗词歌赋、文人画作里的重要题材之一，明代形成的“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之说，竹子皆居其中，究其原因，也正是因为竹子自身的审美属性所决定的。 竹子一身翠绿，经冬不调，中空外直，骨节奇高，因之，被赋予了清幽、拔俗、虚心、骨气、贞节等等文化象征意义。
鹤之于魏晋士人，则是结缘甚深的，魏晋士人之爱鹤，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
第一，高洁飘逸的审美形象。
第二，“善鸣”的文化象征。
第三，鹤与神仙信仰。
六、如何认识魏晋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 这个时期的人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应当由私人的日常生活。看成事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
大量的名士普遍鄙视礼法，言行不守“礼”制，脱略形迹，不拘任何“常礼”。如 2、3这体现出男女关系的进步。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如4表现出阮籍不拘传统的礼节，率真任诞，纵情放任旷达，享受自己的人生，还有对人生死的淡然的看待，超然物外。
当时名士们这样的举止，虽与世俗相逆，但他们却以此为表。魏晋名士都持反“常”的人生态度。就人性而言，世间俗礼，烦人、伪人。繁文缛节、正统观念，无不是束缚人的枷锁。处在个性觉醒时代的名士们，深深感受到这种危害，所以就努力以自已的率真个性挣脱世俗的僵绳，展示出自已独特的个性。
考试时间：2013/11/09 16:15-18:15
考试地点：序号1——52号在凌云楼南203；序号53——110在凌云楼北401 ； 序号111——167在凌云楼北501；168——230在凌云楼南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