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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典讲座报告魏晋士人有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颖悟、旷达、真率，他们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他们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潇洒风流，他们的雅量高才，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他们的病态与疯狂全都是在执著甚至张扬“宁做我”的个性：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桓温与刘道真同品东晋名士，桓问：“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真正反映“魏晋风流”的精神特质的，是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言行风范：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晋书·阮籍传》称：“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颜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犹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礼教的设防上，有诸如“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等等，阮籍却无视这些戒律：其嫂归宁时，“籍相与见别”；“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阮籍不拘俗礼，不崇礼制，他所追求的是发乎内心，发乎自然的礼：居母丧，饮酒二斗之后是“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为母送葬，食豚饮酒之后，“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如此两号两呕，以至于“毁瘠骨立，殆至灭性”。阮籍醉在酒店老板娘身旁，其“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醉酒佯狂是他们对抗司马氏立名教治天下的一种手段。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之发端。在今天看来，魏晋风流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史中抽象的一个部分，“邺下放歌”、“竹林酣畅”、“曲水流觞”、“东篱采菊”之类的风流故事，这种回归自然、超然洒脱的生活方式，总是令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成为中国知识人的精神摇篮，影响相当深远。这段历史也随着那些不朽诗篇和凄美故事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谈起魏晋，总有叹息，淡如青浓如绿的哀伤的美。错过魏晋，中国的诗篇再没有那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光芒；错过魏晋，中国名士们再也不能群体张狂；错过魏晋，中国的诗人再没有嵇康、陆机那唯美如烟花落的死亡；错过魏晋，再也没有闻美人殁而往吊之、闻自己死而叹琴曲绝世，而叹不能再闻鹤唳……即便是过了千年，我们仍然可以大胆想象那个由儒雅男人们组成的风雅场面是何等诗意：春日里，名士们戴着纶巾、踏着木屐、容姿仿若仙中人，白衣飘飘不屡尘。他们聚在一起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从言语到姿态、装扮都显得那么洒脱，裸露的身体象征着寡淡的欲求，纶巾张扬着离经叛道、放浪形骸的特异风姿。无论是冽冽西风,还是徐徐微风,这些笼天地于袍袖的男人都会延长风的尾脚,注入灵性。当你以为他们几乎要以霓为衣，以风为马而去时，当你以为他们真如神仙中人逍遥自在乐而忘忧时，你却会蓦然发现他们眼角深沉的泪水和心灵的痛苦。曹操《蒿里行》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的写照。自汉末起战乱相寻，几无宁日。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残杀，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直下，同中原汉人争夺生存空间。从汉到三国鼎立到司马晋代魏，政权不断嬗递，王朝频繁更替，给人一种万物瞬息、历史无常、人生如幻的感觉。
这个时代的色调是黑暗的，人性斑斓却不能张扬，因为每个人都不能自明当时的对错，每个人都得靠自己去做生死的选择。勇气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生活于竹林之中高洁之士的勇气也是如此，此时的勇气不是与黑暗针锋相对，而是在黑暗面前我行我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仿佛一出悲剧，在有限的岁月中无论是逍遥竹林还是劳顿庙堂，都逃不脱自然的法则。天地是无私的，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因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亦不为天地之无情而辍生，因为人生的美丽正在于悲剧之中——朝露的美在于其晶莹剔透的纯洁，更在于转瞬即逝的珍贵。人生的美丽在于其心灵可以有超越形体的自由，更在于能够通达岁月，穿越分别的能力。孟德虽有半壁天下，亦有感于人生如梦。但既然如梦，就把梦想完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传统的人生价值观由神圣变为虚伪可笑,过去敬仰崇拜的东西顿时灰飞烟灭,昔日风流皆作幻梦一场。梦醒过后依然如故,只有潇洒活着才是真实的。因而,人们无限地珍爱自身的生命本体,生活放荡,意气豪迈,尽情地追求物质享受与声色之欢。在有限的岁月中获得逍遥超脱的生活乐趣,摆脱人生苦闷与孤独。于是,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大夫,一场展示魏晋风骨的男性服饰新潮流迅即形成。这种热衷与讲究，是从美化人体自身，从对自身生命的珍爱与欣赏的角度出发的。战乱、险恶政治、玄学、佛学、道学，服寒食散等诸多原因促使魏晋士人追求超然的境界，表现在服饰上为粗服乱头、宽衣博带，甚而至于裸露身体。对时政叛逆不屑的哲人、诗人、士庶们籍违背常规别具风度的服饰来表现其超脱大气，潇洒飘逸，玄远旷达的精神理念。如当时的竹林七贤，其深沉讥世、放荡不羁的形质大多借助于袒露上身或宽衫大袖的着衣方式来表现。阮籍宽袍大袖，以旷放任诞、蔑视礼法而著名，这同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谨慎适成对照。据说他在家喝酒，常披头散发，赤裸着身体盘膝而坐，他的放浪行径在当时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自东汉以来，仪容举止是政府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其结果是使文人士大夫的爱美之心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后来这项制度被废除,过去以察举选官为目的的人物品评逐渐演变为纯粹从审美角度来品评人物的“人物品藻”,即单纯对“人”进行审美评价。人物品评转变为“人物品藻”后,人自身的美纳入了评价的视野。人的根本在于情性。情性玄远奥妙，不易把握。然而人之形躯秉承元气而生，阳气施而为性，阴气化而为情，依五行而成形躯。因此，人物识鉴就可以从人的外在形质出发，进而探求内在情性。魏晋时对于天生容貌并不十分在意,而是注重气质的修炼,它的妙处在于把内心的种种性情和修养化作一种缓和的具有审美及抒情意味的表达方式。此时是中国古代人对“人自身”的审美意识开始觉醒的时期,人的美成为一个被独立关照的的对象。“神”、“韵”、“气”、“风”“清”成为当时人物品藻中经常出现的审美标准,翻开《世说新语》,这种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