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开封,“八荒争凑, 万国咸通”[ 1 ] (序) ,具有当时长安、洛阳无可比拟的交通优势。但是, 这里地处中原, 无山川可恃, 此“所谓八面受敌, 乃自古一战场耳”[2 ] (卷一四三)。加之宋与辽、西夏之间的民族矛盾及国内阶级矛盾, 使得宋东京城的防御, 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具有独特性。在此, 笔者对宋东京防御体系及其社会成因等问题, 予以探讨。一、前有坚城, 后有重兵北宋东京城地处中原, 无山川险固可守, 北宋统治者为了避免“石晋无备, 契丹一举直陷京师(开封) ”[ 2 ] (卷一四九) 的历史悲剧重演, 对东京城防体系的构筑可谓处心积虑。首先, 北宋一代曾大力营建东京城池并完善城防设施, 以充作人造屏障。宋东京城的外城、内城、皇城三重相环并绕以内外城濠, 将东京坚固、严密地保护起来。北宋东京外城, 始筑于五代后周时期,“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 取虎牢关土为之, 坚密如铁, 受炮所击唯凹而已”[3 ]。北宋一代, 对外城曾屡次增修,俨然是一座封建城堡。城濠亦经多次疏浚, 至北宋末年,“阔十余丈, 濠之内外, 皆植杨柳, 粉墙朱户, 禁人往来”[1 ] (卷一)。近年, 宋外城遗址已被探出, 呈一南北稍短、东西略长的长方形, 实测周长约为29120 米 [4 ] (P134) , 与文献所载的“周回五十里一百六十步”基本吻合。宋东京里城, 系保卫京师的第二道屏障, 其在军事上是作为外城与皇城之间的缓冲地带, 以进一步保障皇宫的安全。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 年) 十二月下诏兴修里城城墙、城濠及诸城门[ 5 ] (方域一之二○)。宋内城遗址亦被探出, 略呈一东西稍长、南北稍短的正方形, 周长约11550 米[ 4 ] (P162) , 符合史载“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的规模。宋皇城, 位于东京城中部偏北处, 为宋朝廷及部分中央官府所在地。这里原是唐宣武军节度使的衙署。北宋初年, 曾对皇城进行大力营建, 周围五里。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 正月, 下诏“以砖垒皇城”[2 ] (卷七七) , 此为中国古城墙外包砖之始。并且,皇城四角筑有角楼, 高数十丈[6 ] (卷一四) , 开创了中国古代京师皇城建造角楼的先河。城外包砖及城上建角楼, 大大加强了宋皇城的防御能力, 并为以后元大都及明清北京紫禁城所继承。从对皇城北墙局部解剖结果来看, 城垣外侧保存有60 厘米厚的砖层 [4 ] (P169) , 从而证实了宋皇城包砖历史记载的不谬。北宋时期, 火药和火药武器已经诞生并广泛运用到攻城掠地之战中, 这对作为环卫京师首道屏障的宋外城的防御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 城门因是防卫上的薄弱环节而成为宋廷刻意经营之处。宋外城共辟城门十二座, 除南薰门等四座正门因通御路而属“直门两重”之外, 其余“皆瓮城三层, 屈曲开门”[1 ] (卷一)。瓮城, 最早为边城独有的防御设施, 始见于汉长城的玉门关。唐代以安西县锁阳城为代表。但是, 瓮城出现在内地, 却始于北宋东京城。由于此种门制系三重城垣,“屈曲开门”,使得攻城之敌只能绕曲, 如瓮中之鳖, 难以逃脱城墙上卫士的俯击。近年, 宋外城西墙万胜门及东墙新曹门的瓮城遗址已被探出, 呈弧形, 瓮门偏开[ 4 ](P147) , 符合“屈曲开门”的结构。宋神宗时, 又将外城诸门“皆用纯铁裹之, 此祖宗所无有也”[7 ]。北宋统治者除加固城门、建造瓮城之外, 还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封筑团敌马面”[ 5 ] (方域一八) , 并且 “每百步设马面、战棚, 密置女头, 旦暮修整, 望之耸然”[1 ] (卷一)。马面是城墙的附属物, 其作用在于加强防守, 使攻城者三面受击, 且利于加固墙体。它和瓮城一样, 亦主要出现在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的边城中, 隋唐长安和洛阳城均未设置。战棚, 系古代守城的活动装置。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曰:“边城守具中有战棚, 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 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 设之, 顷刻可就, 以备仓卒。(若) 城楼推坏, 或无楼受攻, 则急张战棚以临之。”[8 ] (卷一一) 此为备用的防御设施。另外, 宋外城上还设有御敌之武器,“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 贮守御之器”[ 1 ] (卷一) ,以供守城之用。另“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 每日修造泥饰, 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 1 ] (卷一)。文中的“广固”, 系禁军番号,“以备京城工役”[9 ] (卷一八八)。按北宋军队编制, 每指挥为500 人, 则20 指挥为1 万士兵, 这些数字虽可能有些夸张, 但从中可反映出日常修城兵士之多。
宋廷不但构筑了坚固的城池, 还在京城与京畿一带安置了数量庞大的禁军,“以兵为险”,“设险以制敌”[9 ] (《石晋传》) , 从而构成了京师开封牢固的人防体系。北宋建立伊始, 赵匡胤即对藩镇“收其精兵”, 并“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 籍其名送都下, 以补禁旅之阙”[2 ] (卷六)。这种措施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宋初有禁军约二十二万, 京师开封驻有十多万, 此所谓“宿重兵于京师, 以消四方不轨之气”[2 ] (卷三O 一)。北宋禁军总领于殿前、侍卫两司。真宗咸平年间, 侍卫司又分为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 并殿前司号为三衙, 禁军即分属于三衙统率。殿前司所统辖的禁兵“诸班直”, 为“亲军之最亲近者, 执事殿陛, 宿卫宫省, 扈从乘舆”[ 10 ] (卷六六)。 “诸班直”和皇城司所统辖的“亲从官”数千人, 共同组成中央警卫部队, 直接负责保卫皇宫的安全。东京禁军除“诸班直”之外, 以殿前司所属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兵) 和侍卫司所属的龙卫(马军)、神卫(步军) 最为精锐, 谓之上四军, 不出戌, 专职守卫京师。宋统治者对禁军本身亦采取了防范措施。其重要手段是“更戌法”, 即自京师分遣部分禁兵出戌边防重镇和内郡要地, 二、三年换防一次,“番休互迁, 使不得久而生变”[2 ] (卷三O 一)。并且, 其家属被留在京师, 有暗作人质之用意。另外, 由于这些外出禁军总处于“更出迭入”的状态中, 极易造成“兵无常帅, 帅无常师”[ 11 ] (卷一三五) 的局面, 从而可望根除将士合谋不轨之隐患。二、影响东京防御体系构筑的内外因素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 灭北汉之后,为夺回燕云十六州之地而大举攻辽, 然而在高梁河之战中败北。雍熙三年(986 年) , 宋军又在岐关、朔州之战中再度惨败。从此, 宋太宗及其群臣对辽由进攻逐渐转为防御, 出现了“来则御之, 去则勿逐”[ 2 ] (卷二七) 的消极局面。既然无望夺回幽云故地, 也就失去了宋朝防御辽朝最重要的长城防线, 华北门户完全对契丹铁骑洞开, 出现了“燕蓟以南, 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 蕃汉共之”[2 ] (卷三○) 的局面。并且, 华北平原在军事上利于辽骑的驰骋, 却使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处于劣势。这些不利因素, 使京师开封客观上陷入“形势涣散, 防维为难”[ 12 ] (卷四七) 的境地。于是, 加强京师本身的防御功能势在必行。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 , 元昊称帝, 建立西夏。而宋与西夏的关系亦直接影响了宋东京城的防御。元昊建立西夏后, 对宋发动了三次大的攻势而宋皆败。随后, 元昊率军直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 焚荡庐舍, 屠掠居民而去”[ 2 ] (卷一三七) , 对宋朝西部边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并直接刺激了宋东京的防御营建。仁宗嘉 四年(1059 年)“正月十一日, 修筑京新、旧城, 及兴役赐兵缗钱”[ 5 ] (方域一之一四) , 将内、外二城同时修复, 可见工程之大。宋神宗及其以后帝王, 为了应付对西夏的战争,曾将京师驻军进一步西调, 京师人防力量随之削弱。于是, 宋廷加重了东京城防设施的营建, 以弥补人防力量之不足。如元丰五年(1082 年)“十二月十八日,诏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开阔五十步, 下收四十步, 深一五尺, 地脉不及者至泉止”[ 5 ] (方域一之一七)。元丰七年(1084 年)“六月二十四日, 赐专一主管制造军械所度牌千五百, 买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 封筑团敌马面”[5 ] (方域一之一八)。至此, 宋东京城的防御设施大体完备。在内政方面, 宋代由于实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政策, 阶级矛盾一直很尖锐, 宋太宗淳化四年 (993 年) 即爆发了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鉴于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及与辽关系的暂时缓和,宋太宗晚年曾告诫臣下曰:“国家若无外忧, 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 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 若为内患, 深可惧也。帝王用心, 常须谨此。”[2 ] (卷三二) 从此, 宋廷防御的重点转移到所谓的“内患”方面。仁宗庆历初, 全国又有三四十个州出现了小规模的武装反抗, 而且这种反抗“一年多如一年, 一伙强如一伙” [13 ]。京东王伦、京西张海、郭貌山、贝州的王则等起义, 是其中较大的几次。不仅农民阶级反抗激烈, 仁宗时期兵变亦此起彼伏。北宋名臣张方平说:“臣比在审刑, 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 大则欲谋杀官吏, 劫仓库, 小则欲谋劫民户, 入山林。”[ 2 ] (卷一五九) 这些所谓的“内患”一直困扰着北宋统治者。为此, 王安石曾在州县推行保甲法, 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这反映在京师的防御上, 即促使“防内”功能的加强。对于宋东京城, 统治者为了防止兵变及加重对人民的防范力度, 遂由中央禁军巡逻“衢市之民”, 并在京城内每坊巷三百步许, 设置一所军巡铺屋, 铺兵五人,“夜间**收领公事”[ 1 ] (卷三) , 负责京师的治安。军巡人员权力很大, 并不局限于“盖察寇盗” [5 ] (兵三之一) , 且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宋太宗时, 孟州进士张两因对科举考试不满,“纵酒大骂于衢中”, 被“游徼吏以闻”, 结果被杀头[2] (卷二四)。看来, 东京禁军具有守城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双重任务, 发挥着对内、对外两方面的防御职能。
三、东京防御体系修筑所带来的后果“前有坚城, 后有重兵”[2] (卷一四九) 的防御体系, 使皇宋王朝对东京城的整修活动十分频繁, 以致达到北宋末年所谓“旦暮修整”[1] (卷一) 的程度。当时, 修筑东京城池系北宋的劳役之一,“以人丁户口科差”[2 ] (卷四三八) , 不分主户与客户。并且,每项工程规模宏大, 费工多达“以数万计”[5] (方域一之一五)。有时征夫不足, 还要雇人。例如, 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 ,“诏应缘修城开濠前, 并许雇募”[ 2 ] (卷三二九) , 以补充劳力。为此, 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如神宗元元年(1086 年) , 苏辙曾上言:“防闻京城四门外, 所在白骨如麻, 多是昔筑城开濠死损人夫”[2 ] (卷三三一)。宋代军队布置上的强干弱枝, 一直被宋廷奉作祖宗之法。包拯对此颇为赞赏, 以为“京师者, 天下之本也; 强本者, 畿兵耳。本固且强, 繇中制外, 则天下何患焉”[7 ] (卷八) , 将此举推至固本天下的高度。但是, 由于对京师人防力量的过分看重, 致使京师禁军数量逐年增加, 冗兵之弊日益严重。另外, 宋廷为了维持京师内外驻军的平衡, 更加重了其“冗兵”之弊。唐代后期, 由于藩镇力量的强大, 酿成了“安史之乱”和以后割据混战的局面。五代时期, 中央禁军力量趋于强大, 成为左右王朝兴亡和易主的工具。由禁军将帅登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深知禁军威力, 因此他在“宿重兵于京师”[ 2 ] (卷三○一) 的同时, 将京师内外之禁军维持大体平衡, 所谓“京城之内, 有亲卫诸兵; 而京城之外, 诸营列峙相望, 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16 ] (卷八)。北宋统治者为了维持京城内外军事力量的相互制约, 以杜绝京师防御上的隐患, 是不惜以“冗兵”为代价的。北宋统治者精心营造的东京防御体系, 尽管带来“冗兵”等消极影响, 但它在北宋末年东京保卫战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 年)正月初, 金人兵临开封城下, 并选择了酸枣门、封丘门及汴河上下水门这些城防上的薄弱之处作为突破口, 但均未攻下, 可见外城防御之坚固。在其他地方,由于外城城濠宽广, 金兵无法近城, 乃采用“洞屋”之法, 从洞内运送土、木之物填塞城濠。待填平部分城濠后, 发起强攻。在战斗紧急之际, 北宋统治者不是凭借马面等城防设施的优势组织禁军进行俯击, 而是催促骗子郭京派出事先招募的7777 名由京城无赖组成的所谓“神兵”出击, 还不许守城宋军在城上观看, 结果被金兵击溃。外城攻破后, 宋廷亦未认真组织禁军对内城及皇城实施防御, 而是在得知金人目的仅在“割地而已”后即投降了。宋廷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 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 再加上其他因素, 致使东京陷落, 并直接导致北宋灭亡。参 考 文 献 [1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 ]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3 ]脱脱, 等. 金史[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 ]丘刚, 等. 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M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5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年影印本. [6 ]黄舒, 等. 新修祥符县志[M ]. 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7 ]张田. 包拯集[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年点校本. [8 ]沈括. 梦溪笔谈[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9 ]脱脱. 宋史[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0 ]杨仲良. 长编纪事本末[M ], 纪事本末汇刻. [ 11 ]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集·再论置兵御贼札子[M ]. 四部备要本. [12 ]岳珂. 程史[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3 ]陈师道. 后山居士文集[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4 ]马强. 论北宋定都汴京[J ]. 中国史研究, 1983 (3). [15 ]蔡襄. 蔡忠惠公文集[M ]. 四库本. [16 ]陈傅良. 历代兵制考[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