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
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
俞晓群
在二十四史中，“志”的建立肇始于班固的《汉书》，它的源头却是《史记》中的“八书”。其后诸史大多遵此有书志，正所谓“无志不得为完史；有志而不淹贯，不得为良史。”（清顾炎武《救文格论》）但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书志的评价是不同的。有些书志被奉为经典，像《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书皆不能无；有些书志则源流含混，取义多歧，颇受争议，《五行志》就处于这样的地位。
1、《五行志》与史迁无涉
人们知道，在《汉书》的“十志”中，有六志脱胎于司马迁的八书，像《律历志》本于《律书》、《历书》，《礼乐志》本于《礼书》、《乐书》等等；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却是班氏增加的。
虽然《史记》之中没有《五行志》，但两者之间也不是没有联系。在《汉书·五行志》中，就有大量的记事援引自《史记》，此类例说的特点是，在段落的开头加“史记”二字，诸如：“史记成公十六年，„„”， “史记秦始皇第三十六年，„„”等等。颜师古注道：“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此类例子多达十六处。而没有署名“史记”二字，依然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出处的例子就更多了。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五行志》的源头就在《史记》之中。首先，颜师古的注说就是有争议的，钱大昕就说：“古者列国之史，具称史记。”（《廿二史考异》）
其次，作为一部断代史，《汉书》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没有超出汉代的范畴；只有《史记》未能言及的事情，才突破“断代”的限定。《五行志》正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正如清章学诚所言：“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
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文史通义·释通》）
另外，班固撰写《五行志》有一个特点，即他在引证汉代以前的事例时，经常要注明出处，其中以《春秋》、《左氏传》最多，“史记”只是与它们并列的“被引证者”之一。尤其是稍加对照不难发现，这些所谓“司马迁所撰”的文字并不全是司马迁所言，班固像对待其他事例一样，也加入了“五行灾异”的断语。例如，他在引述《史记》记载的秦始皇三十六年发生的故事时，就在“天落陨石，上面刻有字迹‘始皇死而地分’”这段话的后面写道：“此皆白祥，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君，赵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类似地，在其他的“史记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定义性的判断，像“凡此属，皆貌不恭之咎云。”“ 凡此属，皆言不从之咎云。”等等。显然，这不是司马迁的语言，他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因为其中许多概念都是后出的。
尤其是《五行志》叙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班固在作“五行灾异”的判断时，也会给出一些五行家的言论或典籍的出处，像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以及《洪范五行传》、《京房易传》等等，这里也决然见不到司马迁的痕迹。
2、《五行志》例目流变
顾炎武说：“作史莫难乎志。”（《救文格论》）班固独出心裁，创建了更难作的《五行志》。晋司马彪以应劭、董巴、谯周的论说为基础，构成《后汉书·五行志》，接续前志。晋陈寿《三国志》虽然成书于《后汉书》之前，却因史料缺乏，没有表志。唐房玄龄《晋书·五行志》从三国黄初年间写起；这种做法似乎补救了陈寿的不足，其实它的内容基本上引自成书早于它的《宋书》。 《宋书》系梁沈约所撰，沈氏看到此前《三国志》等史书无志，故接续《后汉书》，在《宋书》中把《五行志》等从三国时期写起。《晋书·五行志》几乎全盘拿来了《宋书》的内容，只是增删了一些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宋书》还增加了《符瑞志》，其说亦跳出断代史范畴，竟然从太昊帝宓牺氏写起。其中许多事例与前史《五行志》相同或类同，但解说却不同，《五行志》讲的是灾异，
《符瑞志》讲的却是瑞符。例如，秦始皇时，出现十二个长人，身高五丈，脚迹六尺。《汉书·五行志》认为是秦亡之征，《宋书·符瑞志》却认为是汉兴之符，“自高帝至于平帝，十二主焉。”
梁萧子显《南齐书》有《五行志》；他又建《祥瑞志》，大同于《宋书·符瑞志》。《梁书》、《陈书》无志。《魏书》有志却无《五行志》，但有《灵征志》。清赵翼认为，它就等同于《齐书》的《祥瑞志》。（《廿二史剳记·各史例目异同》）其实不然。一看内容就会知道，《灵征志》的上部相当于《五行志》，下部才是《祥瑞志》的内容。《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志。《隋书》本亦无志，“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日知录·作史不立表志》）
《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均有《五行志》；《新五代史》却没有，因为撰者欧阳修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没有礼乐制度可谈，所以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它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宋史》有《五行志》；《辽史》却没有。《金史》、《元史》、《明史》均有《五行志》，而《金史·五行志》有些异类，容后探讨。另外，还应该提到《清史稿》，它也有《灾异志》，而且沿用了《五行志》的体例。
3、《五行志》思想构建
班氏创建《五行志》也不是偶然的。就时代的大背景而言，汉代的学术复兴激发了人文空气的活跃。而以董仲舒为发端的汉儒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其基本方法无非是从经书入手，以再现与考证为表，以阐释与经世为用，正所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由此，经过变异的儒学由“独尊天下”而神圣化；更加极端的谶纬之学也迅速地泛滥起来，其中以天文占、五行占与史事谶最具影响力。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五行志》的诞生就有了丰富的土壤。
纵观二十四史中的《五行志》，虽然篇目内容增增删删，基本上都没有跳出班氏给出的思想框架。归结起来，班固给出了一个由四个层次组成的理论阶梯。 第一层：由《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说：“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洪范》”；由此引出《五行志》的最高经典《尚书·洪范》。
注意，这条神化的脉路系汉儒刘歆之流所为。其实班固在构建《五行志》的理论框架时，仅仅引用了《洪范》的四段话，即五行（删去了五味）、五事、皇极，以及庶征中的休征、咎征。怎么用的呢？像“五行”：“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因为《五行志》讲的是灾异，所以它就拿“水不润下，火不炎上，木不曲直，金不从革，稼穑不成”说事儿。例如，何谓“水不润下”？发大水呀，云云。
注意，班固在引用《洪范》时，悄悄地改变了五行与五事对应的顺序，即将水—貌、火—言、木—视、金—听、土—思，改为以木、金、水、火、土为顺序对应，从而为后面“五行相沴”的理论留下伏笔。但“经”是“只可述、不可作”的，所以文中只有变化，并无解说，显然汉儒的底气不足。
第二层：就是《洪范五行传》了。《汉书·五行志》通篇都是以它作为引领，注说《尚书·洪范》、划分文章段落和部类的。例如，讲到“木不曲直”，《洪范五行传》解道：这是木失去了本性，它会带来的灾异有貌不恭、恒雨、服妖、龟孽、鸡祸、下体生上之痾、青眚、青祥、金沴木等等。
那么《洪范五行传》系何人所作呢？有说是伏生所作；也有说是刘向所作，因为《汉书·艺文志》中记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所以一般人们认为它就是《洪范五行传》。但是，据《汉书》记载，在刘向之前，夏侯胜就曾经引用过《洪范五行传》算命。（《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因此有人推断，它可能是夏侯胜的前辈夏侯始昌的作品，刘向只是在此基础上推演成十一篇耳。（《廿二史剳记·汉儒言灾异》）
第三层：有了《洪范五行传》关于“五行灾异”的定义，还需要鉴定古今异象的“五行归属”，比如，春秋时期出现过一次怪现象，有六只鸟倒着飞过了宋都。这说明什么呢？《左传》解道：“风也。”所以刘歆认为，这应该归于“常风之罚”；而按照《洪范五行志》界说，“风灾”属于“土”的变异，等等。其实，刘歆的特长就是拿《左传》说事儿；类似地，在这一层面上还有几位高人，即董仲舒治《公羊》；刘向治《谷梁》辅以《洪范》云云。
第四层：找到了“异象”的归属还不够，还要说明它的现实意义。例如，有男变女、女变男的现象出现，京房《易传》就解道：“男化为女是因为宫刑犯滥，女化男是因为贱人为王。”对此《汉书》有些特殊，它因为从春秋时期写起，所
以还大量地引用董仲舒、刘氏父子“注经”的解说；当然，它也开始引用像京房《易传》这样的典籍。后面诸史《五行志》在解说异变时，除了类比一些经典案例之外，它的引文就大多是图谶、纬书了，像《潜潭巴》、《乐叶图征》、《河图秘征篇》、《春秋汉含孳》、《演孔图》、《日蚀说》、《旧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