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放妻书》研究综述
［摘要］1900年，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批唐宋时期的离婚文书――《放妻书》。现已发现有英、法藏10件，俄藏2件，共12件。在敦煌学已走过百年学术历程的今天，有必要对前贤们的研究予以整理和总结，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敦煌遗书；《放妻书》；婚姻关系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16-02
敦煌遗书中有一类关乎婚姻离异的文书――《放妻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离婚书。因为唐以前的离婚书皆未流传下来，因而敦煌《放妻书》的发现就显得尤为珍贵。随着人们对敦煌文献价值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学者们对其整理和研究工作日益重视起来，对于敦煌《放妻书》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敦煌《放妻书》的整理辑录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下文就相关研究成果略加整理和介绍。
对于敦煌《放妻书》的最早介绍和研究，应该是日本敦煌学家仁井田升。他在1941年发表的《敦煌发见唐宋时代之离婚书》和 1942年刊行的《中国身份法史》等著作中对敦煌《放妻书》都有所涉及和研究。仁井田升主要是联系奴婢《放良书》，论及良贱制度，认为《放妻书》同样反映了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低贱。这其实是片面地理解“放”字之意。“放”在奴婢《放良书》中是“免贱为良”之意，而在《放妻书》中则只是解除原有关系之意。仁井田升的观点虽然有所偏颇，但他最早向世人介绍了敦煌《放妻书》，其贡献自不待言。
我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四部书的整理研究方面，对社会历史类文献涉及很少。直到1983年，我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举行了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高国藩在会上提交了论文《敦煌民俗学简论》，提出了“敦煌民俗学”的概念，人们才对社会历史、民俗等类的文献逐渐关注起来。但高国藩在《敦煌民俗学简论》的婚俗部分并未涉及敦煌《放妻书》，也未讨论敦煌民间离婚风俗。1989年，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一书出版，才奠定了国内敦煌民俗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第十三章涉及敦煌民间离婚风俗，主要以S.0343、S.6573（1V）和S.6573（6V）三件《放妻书》和S.5706《放良书》为依据，探讨了敦煌离婚是平等式的，离婚不需官方干预。虽然受传统道德观念约束，但离婚原因主要为夫妻感情不和。在其此后的著作《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和《敦煌民俗资料导论》中，高国藩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虽然他对《放妻书》只是进行了初步分析，未与唐代社会风情和婚姻律例等相联系而进行深入探讨。但毕竟在国内属首次涉及敦煌文献的民俗研究，不仅开创了敦煌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虽然在《敦煌资料》第一辑、《敦煌宝藏》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卷3《契约文书》(1986～1987年）中也涉及《放妻书》的整理和校录研究，但比较零散。直到1990年，《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中才发表了当时所见比较完整的7件《放妻书》，即S.0343V、S.5578、S.6537（1V）、S.6537（6V）、P3212V、P4525和P.3730V。这是对《放妻书》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整理释录，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便利。1993年，谭蝉学《敦煌婚姻文化》一书出版，其中的《敦煌婚姻文化真迹汇录》部分录有5件《放妻书》，即S.6537（1V）（据S.5578校录）、S.6537（6V）、P3212V、P4525和S.0343V。主要依据《敦煌宝藏》和《敦煌遗书总目》录文，似乎未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之《放妻书》录文。并在《敦煌婚姻文化概论》部分探讨了敦煌婚姻的离异情况（其中又涉及S.6417V）。作者认为称离婚曰“放妻”与敦煌当地习俗有关：首先与敦煌“放良”之风有关，反映妇女地位的卑下，另外和佛教放生等有关。同时指出敦煌《放妻书》反映了和离、两愿离的气氛。作者对离婚缘由做了分析，认为其合乎“七出”的条件，主要是夫妻不相安谐、双方感情不和，还有多谪造成的恶果等。另外，还探讨了离婚的程序，即会聚六亲，立下《放妻书》。涉及离婚后财产的善后处理，经双方协商决定。最后，作者认为离婚文书末尾的祝福之词只是一种礼节或执笔人的良好愿望而已。该书对《放妻书》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基本涉及各个方面，对以后的相关研究影响很大。其后来的专题研究成果《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和《盛世遗风――敦煌的民俗》等著作多继承和扩展了这一观点。
1999年，杨际平发表《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一文，可以说是以敦煌《放妻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作者依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的7件《放妻书》展开研究，认为这些文书反映的是10世纪前后敦煌民俗婚姻关系与婚姻离异情况。首先他认为《放妻书》与《放良书》不能相提并论。《放妻书》实际上就是离婚书，虽确实反映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但与奴婢放良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其实是对仁井田升有关《放妻书》良贱问题的不同回应。其次，作者分析了敦煌《放妻书》所反映的婚姻离异情况，认为其属于“和离”形式，并且从《放妻书》都强调宿世姻缘可以看出佛教对敦煌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再次，作者从《放妻书》所反映的内容判断其作用是用于户籍的除附和供再婚之用。最后，作者分析了礼与律令的关系，值得深思。作为以敦煌《放妻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杨际平先生对《放妻书》的基本内容、特点及它所反映的婚姻关系和离异情况作了详细地分析和探讨，并且结合唐宋律令进行了论证说明。他的研究比较完整，论点鲜明，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意义深远。同年，张艳云在《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一文认为，敦煌发现的《放妻书》明确反映了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离婚原因首先是“夫妻不和”；离婚形式是双方情愿，“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立书契约称《放妻书》或《夫妻相别书》，离婚后妻子可改嫁；对财产分配也有相应的规定等。说明和离形式在唐代不但实行过，并且还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一定的程式，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1998年，沙知录校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目前所见，主要是英、法藏的敦煌《放妻书》11件，即дx.3002“亲情放书”，P.3220、P.3536“宋开宝十年放妻书”，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孟氏书”，S.0343V、P.3730V、S.6537（1V）、S.6417V、S.5578、和S.6537（6V）六件“放妻书样文”，P.3212“夫妻相别书样文”和P.4001“女人及丈夫手书样文”，是迄今收录敦煌《放妻书》最为完备者。2005年，刘文琐以此为依据，发表《敦煌“放妻书”研究》一文，对《放妻书》的基本格式、时代和内容作了分析，认为它是唐代中期至北宋初期敦煌民间协议离婚的“手书”，并具体讨论了离异的原因、程序和离异情况的处理等，论调与谭蝉雪、杨际平等人基本一致。最后总结了敦煌《放妻书》的特点即唐宋时期敦煌的离婚情况，认为敦煌离婚文书的存在正好说明当时当地离婚的普遍。此后，2009年邵郁《敦煌“放妻书”浅议》一文也依据《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中的11件《放妻书》，讨论了《放妻书》的含义、年代和所反映的敦煌地区婚姻状况，认为其反映了敦煌宽松的婚姻环境和平等的妇女地位、敦煌地区“夫从妻居”的婚姻生活格局和夫妻对性爱和感情的重视等，基本也是秉承前人的看法。
2008年，王岩华发表《从敦煌文书浅析唐代和离制度》一文，引用罗鸿瑛主编的《简牍文书法制研究》中的敦煌《放妻书》5篇，通过分析，得出和离是在官方半介入状态下，有效地利用家族关系实施监督、保证，使当事人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不经过诉讼而达到离异目的的结论。虽然分析比较严密，但得出《放妻书》是一种半官方的文件，其格式、措辞已由官方定制，老百姓只是依章办事，似乎只是臆测而缺少证据。并不是只有合法才具合理性，合理的东西也有可能合法化。因而也有可能是民间长期使用，约定俗成，因具合理性而得到官方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虽然《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也收录了俄藏дx.3002《亲情放书》1件，但没有相关专门研究出现。2008年，乜小红发表《对俄藏敦煌放妻书的研究》一文，披露了俄藏дx.11038《放妻书》样文一件，并进行了释录，内容与英、法藏《放妻书》基本相同，通过二者的比较，讨论了唐代民间婚姻观念的变化，即比较重视夫妻感情、唐代妇女地位有所上升和离婚后妇女的再嫁受到尊重等。并认为《放妻书》本身是一种离婚契约，其作用在于保证离婚的有效性。
从以上敦煌《放妻书》的研究历程来看，其基调从一开始就基本定位，后来未有大的变化。《放妻书》即离婚书，虽名目多样，有《亲情放书》、《放妻书》、《夫妻相别书》、《女人及丈夫手书》等，但本质上只是夫妻双方在协离状态下签订的离婚契约。不管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最终都以和离的形式签下《放妻书》，并会同六亲作证而圆满结束婚姻关系。从《放妻书》内容看，注重夫妻感情，也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上升和对离婚后妇女再嫁的尊重，这与唐代律令原则上相符，也与唐代比较宽松开放的社会环境相适合。
因为唐代以前的离婚书尚未见流传下来，敦煌《放妻书》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英、法藏到俄藏《放妻书》的发现，说明《放妻书》在敦煌民间的广泛流行，因而可能还存在于其他所藏，需要研究者去仔细搜寻和整理研究。再者，因为《放妻书》是离婚契约，属法律文书范围，这就需要研究者学习了解古代婚姻法律条令，尤其是唐宋时期有关婚姻离异的法律知识，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探讨和比较研究，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内容上。最后，《放妻书》虽只在敦煌发现，但并非只反映敦煌地区的婚俗，而是整个唐宋时期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反映，为我们了解唐宋时期婚姻关系与婚姻离异情况提供了依据，也为整个唐宋史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