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6篇）
（篇一）
为伟大时代讴歌
欣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大喜之年里，我要由衷说出身为一名曲艺工作者的心声——曲艺人当为时代而说唱。
从1980年夏天进入苏州评弹学校学习算起，我在苏州评话演员的岗位上已经工作快四十年了，这期间经历传统曲艺发展的起起落落，我兴奋过、失落过、自豪过、沉思过。我深刻感到，传统文化的每一次兴盛发展，都和时代前进的脚步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文化的提升也极为重视。如何让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议题。而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所谓生逢其时。恢复成立苏州评弹学校，用专业的学校制成批培养青年一代评弹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酷爱评弹的陈云老首长还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我有幸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成了72名首届学生中的一员。在学校学习的三年时间，我们得到了众多苏州评话大师面对面的悉心指导和点拨，如：顾宏伯、张鸿声、金声伯、吴君玉、强逸麟等，都常驻学校教授书技，为我们这一代演员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大师们所传授的说、表、噱、演等说书技巧，在我们今天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中都起到了极大作用，受益终身。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重视、离开了时代的推动，我们怎么可能在如此专业的曲艺艺术学校，跟随一批大师级的名家学艺成长？
毕业后不久，我来到了上海市黄浦区新长征评弹团工作，整整十年的一线演出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演出中，把自己的所学付诸实践，也使自己的艺术逐渐成熟起来。而此时传统曲艺又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是一个区级小团，由于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冲击，濒临解散的边缘，我和一些同事也做好了转业的思想准备。就在此时，上海市的领导提出了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传统艺术、爱护艺术人才的指示，我们作为优秀人才和紧缺人才有幸从一个区级小团被调入了上海评弹团，由此，不但继续了自己的艺术之路，还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走入了一片更宽阔的天地。这对我的艺术生涯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转折，如此幸运全仰仗党和政府对文化艺术的关怀，全仰仗时代的呵护。虽然此事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今天说起来，我的内心依然充满着激动和感激。
1996年年初，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上海评弹团，来到了我儿时心中的艺术殿堂，那一年我31岁。剧团花了大力气培养我们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记得当时各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希望你们牢记你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要多多学习、好好学习，现在你们是评弹舞台的可塑之才，未来是传授书艺的师资力量，年轻人，加油！我们记住了领导的嘱咐，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在以后的学习演出和实践中踏踏实实地钻研艺术。如今，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可以说，我们没有辜负时代的重任，当年的青年演员已经成长为舞台上的中坚力量和艺术上的传承者。
现在的上海评弹团是直属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戏曲中心领导的国有剧团，剧团老中青三代演员结构合理、作品丰富、演出众多，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的幸运在于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近几年，我除了做好演出和传承教学工作之外，还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不断尝试着为苏州评话寻找更多的演出题材和演出样式，为评话艺术讴歌时代作出各种探索。我想，这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编演中篇苏州评话，是近些年来我一直尝试摸索的一种新型的演出模式。我们创作并上演了《野狼谷传奇》《战马赤兔》《唐三彩》三部作品，取得了较好的评价，今年的第四部中篇，讲述中国海军故事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也即将在国庆节期间推出，我创作演出中篇评话的初衷，就是想尽可能吸引年轻人走进书场来听我们说书。年轻人因为工作学习繁忙，已经很少有大量时间来听每天一场的长篇连续书目了。而花两个小时听一个精彩故事，中篇评话在篇幅上相对符合年轻人的喜好和需求。
我在创作新的中篇时，特别注重作品的时代性和正能量。《战马赤兔》是通过吕布、曹操、关羽对于赤兔胭脂马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故事，诠释了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如何对它，它就如何对你的道理。在作品中的这面镜子其实就是战马赤兔。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中，我想大胆尝试用苏州评话讲述当代军人的动人故事。作品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诞生为切入点，让讲惯了大漠孤烟金戈铁马等传统题材的评话，也能用说书的方式描写当代军人可歌可泣的事迹，讴歌伟大时代中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尝试或许能为评话找到一种新思路、新说法。只有作品符合年轻人心理审美和欣赏习惯，才有可能吸引他们走进书场听一场评话。写作服务网址：http://
这些年来，我还着力创作了很多讴歌英雄、讴歌时代的短篇评话，有赞美新四军女战士的《夜走狼山》，赞颂为祖国坚守海岛32年的王继才、王仕花夫妻的《孤岛夫妻哨》等，这些作品在各种场合演出超过一百场，努力做到用评话艺术的样式讲好时代楷模和英雄人物的感人故事，用他们的精神鼓舞人、激励人。我想，这正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要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尽我所能讲好中国故事，说唱伟大时代。
（篇二）
故乡和我
山还是那道山，梁还是那道梁。但房子变了，田垅变了。故乡，变得不认得了。
儿童相见不相识……“老人家找谁？”我找谁？找谁都行呵！“您是……”我也变了，故乡的年轻人不认得我了。
七十年了，能不变吗？
一晃七十年，故乡是祖国的，我是祖国子民中的一员。七十年间，故乡和我，都跟着时代的节奏——有时大步流星，有时悠闲自在，有时也跌跌撞撞地往前赶路。气喘吁吁也罢，汗流浃背也罢，甚至有点病痛灾星也罢，脚步，却始终不曾停过。
我的家乡，是典型的丘陵地带。一条条不高不低的山脉，曲折蜿蜒。这山与那山之间便是一片田垅，农民一家一户地耕种着小块田地。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山美水美田垅美。那些小地名，什么斑竹塘、荷花塘、黄金岭、太平岭……多美！这里的语言，土话，都是世界上最美的。
故乡离城里只有十多二十公里，但很闭塞。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汽车火车，也没有到省城去过。在我们那里，小小的南杂店、肉铺、药铺，都要跑好几里路才有。故乡虽然很美，却很穷，闭塞就穷。
1949年，故乡开始变了。土改，合作化，接二连三。要干社会主义了，“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最好的动员口号！以前分散的、悠闲自在的劳动，变成了集体的、紧张的半军事化行动，整个故乡都处在热烘烘的洪流之中。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已的农民。1956年，凭着一手好字，区政府把我调去，办一张油印的小报。我自己写稿，自己编排，自己刻蜡版，油印500来份，分送到18个小乡的高级社和工作队员手里。3个月之后，我就被调到县里去了。在县里干了两年，我还是不安分，参军去了部队。这时候，故乡修公路、修水利、改天换地，一天等于二十年……我却在部队的严格训练中，当炮兵、测绘兵，当侦察兵，写诗歌，写小说，成了新闻干事，创作员。“文化大革命”中，我挨批挨斗之后，被踢回老家，重新当了农民。
故乡不嫌我。公社有活动，常叫我去服务，写横批，写标语。学哲学，还叫我当总辅导员，到中学代课。末了还带着几个能干的年轻人，到全社13个大队清理账目。这时，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也把那不安分的毛病改了许多。“文革”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是在历史典籍中学不到的。我只是故乡山脚下的一粒石头。石头有石头的用处，筑路、砌墙皆是好料。也许我这一辈子不能当官，也发不了财。可是我能扛锄头，也能拿笔；会写文章，也会犁田。那时，我出工很出力，粪桶比别人的大，箢箕比别人的深，犁田耙田，撒谷插秧，我都干，完全融化到农民群体中去了。农民尊重我，基层干部信任我，连青年小伙和姑娘们都喜欢我。农闲时，我折节读书。几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故乡很小，它也是国家的一角；我很小，也是祖国原野上的一根草。扛锄头与拿笔，原本是一样的生活。这时，部队一纸平反通知，又把我从故乡拉了出来。几经辗转，进入了省里的新闻单位。回头一看，该做的，该学的，一点也没耽误。
重出江湖，真是好运气呵！我竟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我拼命地写新闻、写“内参”，也写点小说和报告文学。这时，故乡和我一样焕发了无限生机。人民公社体制不在了，责任制落实了，一切制约农业生产力的桎梏都打破了。故乡的面貌一天天在改变。农民慢慢富起来了，破瓦房、烂茅屋拆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红砖小楼。过去，他们羡慕城里人。现在，轮到城里人羡慕他们了。
我已经变为城里人了。但是，和故乡的联系还是紧密的。故乡人有什么事，村组与村组的矛盾，村里与乡镇的矛盾……都来找我。我也把故乡当作自己接地气的根据地。我愿意听取故乡人的心声，听取他们的喜怒哀乐。能帮的，我就帮一手。我一直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使我充实、清醒、奋进。故乡人并不把我当“城里人”看待。
城里也在变呵！七十年前，这个省会城市，“南门到北门，七里零三分”。现在呢，城市规模扩大几十倍了吧！宽阔的大马路，和涅瓦大街、第五大道有得一比。林立的高楼，很有点曼哈顿的韵味。湘江和浏阳河风光带，比莫斯科河和波托马底河岸的风景，更加秀丽、迷人……麓山青峰，湘江碧水，给古城增添了无限生机。我曾经在纽约和莫期科的地铁站前徘徊，惊叹那巨大的地下工程。现在，长沙地铁也有三条线路通车了，还有五条线路正在紧张地建设中。要讲地铁站，那陈旧的曼哈顿地铁站，和我们漂亮整洁的地铁站，简直没法相比！初到肯尼迪机场，那气势，那高架桥，令人目眩神迷。才过了多久呵，我们这里的高架桥，国际机场，那气势，比它们还神气！
城市扩容，扩到我的故乡去了。
过去闭塞的乡村，现在有了宽敞的大马路，林立的高楼。超市、影楼、银行、歌舞厅、电游室、餐厅酒店……鳞次栉比。自来水开通了，公共汽车也开通了。进城办事，半小时就到了。我的母校前面，是一片巨大的工业区，汽车制造厂，机器人企业，悄悄地在追赶着世界先进水平。田垅里早已经不种水稻了。一片片都是城市绿化必须的苗木花卉。年轻人买个车跑运输，作点小买卖，收益挂在笑脸上。只有老年人在和我交谈时，哀声叹气：田都不种了，长此下去，只怕吃饭没得米下锅哩！
这也难怪！故乡，还是“城中村”的格局。我告诉这些故乡的同龄人，眼目下是有些问题。不过，随着祖国发展的脚步，都会解决的。困难会有，挫折会有，小病小灾肯定会有。但粮食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老朋友都笑了。他们问：你今年八十一了吧！我说，不，我才一十八岁。我从来就不安分。故乡很年青，我也年青，你们也年青。我们还要跟着祖国的脚步，往前赶哩！
老朋友要我给他们写字。他们家里都建了新楼房，要有点装饰。
我问写什么？恭喜发财要得不。他们都说，不要不要，要最时麾的。一旁的小年青附和着。
我挥笔写下了“健康长寿，万物同春”。巴掌和笑声一下盖过来。
我发觉，故乡和我，连同我的祖国，都还年轻着呢！
（篇三）
三代人的童年发布
我是1956年出生的，童年时代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大人照顾不过来，都是大的带小的，但玩的东西相当简单，如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等。跳房子用一小石块或小瓦片，在地上画几个格子就能玩起来，跳绳子用的是家里晒衣服或捆东西的旧绳子，踢的毽子也是自己动手做的，由几根鸡毛加上一两个小铜钱捆绑而成，走到哪里可以玩到哪里。到公园去玩，算是奢侈的事情。我家在汉口宝丰路，离中山公园不远，当时进公园要门票，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不晓得公园的门朝哪边开。那时，大人很忙，我们还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我女儿1984年出生，她的童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要上班，虽少有时间陪她玩，但给她买了不少小人书、童话故事、古诗词、识字本等。她还有“米老鼠与唐老鸭”“聪明的一休”等动画片陪伴。搭积木也是她经常玩的游戏之一。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带她逛公园。她还参加春游、秋游、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他们这一代特宝儿，玩的看的包括娱乐方式是充足富有的。
我家第三代，小外孙出生在**年。小家伙的玩具，用数不胜数来说，一点不过分。看他的玩具小汽车，电动的带有遥控，玩了不长时间，放到一边去了。买了一坐一站的两个滑板车，也是玩一阵子，丢一边了。小人书，更是多得不得了。到户外，家附近的公园一个又一个，随时换着玩，还要点名到城郊的儿童游乐城玩，到中山公园去坐“过山车”“碰碰车”。这代人玩的看的东西真多。
我们一家三代人的童年时光，从玩的方面来说，我们那时的玩是简单单一的，到了姑娘这一代算是充足富裕的，再到外孙这一代，已是丰富多彩了。
时代不同，生活变好了，我由衷感叹，也祝福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篇四）
当好基层记者 讲好“大荒故事”
2019年初，由八五九农场有限公司广播电视局记者摄制的纪录片《乌苏里江的馈赠》获省级新闻评比一等奖，这部纪录乌苏里江山水鱼文化的电视作品为展现北大荒文化、宣传北大荒旅游讲述了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媒体人的殷切期待，也是记者的光荣职责。记者最有机会倾听人民心声，最有条件把握时代声音，在央视记者的心里，将时代缩影、真实故事传播开来，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记者这个职业的价值所在。好记者要当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要以多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什么是好记者，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好记者应当很好地履行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习总书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提出了48字的要求：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总书记的要求指引了广大新闻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全力以赴践行好职责使命，才算得上一个好记者。
什么是好故事，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好故事在基层、不在办公室。记者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到基层跟群众坐一张板凳，倾听基层群众的所思所想，观察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从中发掘出好的新闻素材。记者满怀一腔深情扎根基层，身入更要心入，要把深入基层当成向基层群众求教的契机，虚心向基层群众学习。好故事，最是细节暖人心。笔者曾用三年时间跟踪采访八五九农场有限公司葛柏林，详细纪录他的“最美家庭农场梦”初心，也曾采访报道过“全国劳动模范”穆文亮的先进事迹，他们的故事，来自基层，感人肺腑、撼人心魄，更加容易打动人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如何做到这一点，好记者给广大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标杆。好记者爱岗敬业、不怕吃苦、任劳任怨，才发掘出了好的新闻素材。新闻素材经过他们的加工、创作，才有了很好的新闻报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记者的心里，应该装满家国情怀。风雨兼程，把握时代脉搏，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接地气、有温度的故事，展示当代垦区发展进步的壮丽图景和垦区人民坚忍顽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记者更应该坚守职业理想，讴歌真善美、揭露假恶丑，服务工作大局和人民群众，向社会传播正能量。
（篇五）
美梦成真
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宏大的梦想：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当时全中国人共同的梦想。连课本上都写有振奋人心的时间节点：**年。
那个时候，**年，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遥远啊！我们常常掰着指头算着，到**年时，我们有多大，四个现代化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那真是一段美丽而幸福的时光，我们盼望着快快长大，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向往。语文老师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写一篇作文，展望一下20年后的生活。我们一个个文辞激扬，热血沸腾：“长大后，我要为实现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有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准确传达了当时全国人民共同的憧憬和向往：“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为了这一天，年轻的朋友们都有了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时至今日，当重新唱起这首歌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青年身上洋溢的那种奋发图强的火热激情，依然会被他们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所打动。
**年悄然来到了。当年豪情满怀的青年，都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我国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都实现了重大突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的梦想也在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些年，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实现梦想的征途中，我们的目标始终坚定，我们的脚步始终在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的中学地理课本上，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南水北调的彩色图片。图片下方的文字告诉我：这是一个酝酿很久的国家梦想。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中学生。看着图片上血管一样的三条红线，我天真地想，如果中线工程哪天破土动工了，我一定要到现场看一看。
**年7月，我到南阳邓州去看望一位同学。车子途经一个施工工地的时候，因为堵车，我就从车上下来透透气。放眼望去，一条十分宽阔的壕沟正在开挖，机声隆隆，数不清的民工在挥汗如雨。出于好奇，我向离我较近的一个民工打探。民工自豪地介绍说，这是南水北调的引水渠。没想到我竟到了令我神往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施工现场。那天，我在渠边站了很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年12月的一天，我无意间打开电视，看到河南卫视正在直播南水北调的试水画面。屏幕里，陶岔渠首大坝的闸门徐徐开启了，清澈澄碧的丹江水喷涌而出，汩汩奔流，向着遥远的北国澎湃前行。至此，从1952年10月毛泽东同志视察黄河时首次提出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其后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规划设计、科学论证和艰苦施工，无数人用青春、热血、智慧和汗水浇筑而成的南水北调梦，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
渠行千里，水润大地。豫、冀、京、津4个省市沿线约6000万人喝上了水质优良的丹江水。
**年，我参加了一项水资源调查，实地踏访了南水北调的几个标志性工程——烟波浩渺的水源库区、蔚然壮观的长渠大坝，“河上飞河”的沙河渡槽、“江河相遇”的穿黄工程。这些高难度的水利项目，每一个都给我的心灵带来了经久不息的震撼。
一泓清流，流淌着中原儿女满满的家国情怀。
三
40年前，水在我的老家很紧缺。从我记事起，村里的饮水就主要靠两眼水井。这两眼井，都属于泉眼井，出水量不大，远不能满足村民的饮水需求。没办法，大家只好排队取水，谓之“等水”。
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家里急等用水，那就得到邻村杨家沟“借水”，或者到更远的老周沟拉水。到老周沟拉水，得套上牛车，单程就有三里地。老周沟原是一处山泉，因为人迹罕至，泉水积聚成潭。不过，那里山高路陡，拉一车水，得三四个人帮忙：一人牵牛，一人驾辕，两人在后面推车。有时，为了不枉跑一趟，帮忙的人还得每人再挑一担水。
山路上，牛拉着沉重的水车，缓缓爬行。车轮吱吱呀呀地碾过凹凸不平的碎石，后面的人使出浑身的力气推着车。汗水沁出他们的额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推着沉重的水车，我的心里就生出一个梦想：如果我们村能用上自来水，那该有多好哇！
不久，有好消息传来，国家要在黄河的最后一个峡谷小浪底修建水库。
1994年9月，距离我老家不远的小浪底水利工程开工了。我们村虽然不搬迁，但村民们的思想观念却发生了改变。几个在外面长了见识的“能人”勘察了地形，认为从村东的杏树沟，打一条穿山隧道，通到老周沟的泉眼旁，就可以把水引到村里了。他们买来挖山工具，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我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引水行动。我那时大学刚毕业，回乡时还专门到隧道现场看过。谁知主意是好，但隧洞掘进50米后，就挖到山石上。最终因技术难题，引水计划被迫搁浅。
**年，小浪底工程竣工了。一条通往库区的柏油马路穿过我们村。水库蓄水后，黄河水顺着黄鹿山谷回流，我老家所在山岭的地下水得到了涵养和补充。村民们惊喜地发现，村里两眼井的出水量竟然比以前多了。
**年初，一个好消息传到村里：县里要拨一笔专项资金，用于村中水利建设。县水利局来了专家，实地踏勘后优选了一种方案：从芦苇茂盛的桫椤沟，把泉水提灌到我们村所在的山岭上，并在山岭上修建一座储水用的水塔。村里有一个在县城工作的热心人又捐助了一万元资金，购买了塑料管、水表和水龙头，把自来水管网铺到了各家各户。这样，困扰村民几辈子的吃水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通水那天，我专门回到了村里。只见全村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笑声，流水声，锣鼓声，把整个山村都沸腾了。
因为有了自来水，我们村就成了美丽乡村。山村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野菜山果应有尽有。村民们劳作了一天，回到家，水龙头一拧，水哗啦一声就来了。现在，原来在县城居住的村民又纷纷搬回来住了。村民们坐在村里的老皂角树下，喝喝茶，唠唠嗑儿，或者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前，晒晒暖儿。
谁会想到，苦了几辈子的村民，现在的日子竟比神仙还舒坦呢！
（篇六）
远去的“三转一响”
儿媳工作的地方距市区30多公里，仅有的一路公汽傍晚5点收班，倘若误了车，那就休想回家。儿媳说，她没哪天是心不慌的。当然，即使天天赶趟，那滋味也不好受。想着别人的孩子在咱这个平民之家为媳，不仅要担负养家糊口的责任，还要受这些洋罪，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就老大不忍。我也有女儿嫁在他人家，将心比心，于是我花了30万给儿媳买了辆凯迪拉克红色越野轿车。
提车回来的当天晚上，抚摸着这款彰显自我、释放豪情的轿车，我心中不禁想起当年的“三转一响”来。
四十多年前，谁要讨个老婆，人家首先要问有没有“三转一响”？如果没有，几时会有？倘若连这个都答不上来，那就对不起了，“老婆”就归了别人。
当年，为了解决这个“老婆”归不归自己的问题，人们就得千方百计去搞那个“三转一响”。
记得我弄它时，夸张一点说，就相当于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因为没有任何背景，个人能力也极为有限，因此，我诸事就得依靠亲友，包括车间的师傅们，搞“三转一响”就更得仰仗他们了。
先说第一“转”——手表。故乡旧时有句话，“欠着急，就讨小；欠背时，去买表”。意思很明白，玩手表无异于当败家子。可是，手表又是“面子工程”，它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因此，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不得不“解放思想”，打肿脸充胖子去买表。
当时买表有两大困难。一是钱的问题，二是票的问题。
那时我月薪36元，上海表120元一块，北京表110元，天津表也好像是110元。我三个月工资加一块，即使不吃不喝也买不来一块表。父母都是农民，不仅帮不了我一文，还月月盼我寄钱回去补贴家用。这就是说，要指望自己攒钱去买表，那可真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当时上海表在国产表中是最好的，紧俏得很，买它要凭票。那个票，官称“购货券”，俗称“工分”，至于为何叫“工分”，我至今也没能弄明白。那个东西发得很少，而购买工业日用品，很多都要凭它，所以它就异常金贵。
为了破解这两大难题，策略上先拣主要矛盾动手。主要矛盾当然是钱的问题。也不知谁的发明创造，民间有个叫“来会”的办法，当时师傅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帮我把钱凑齐的。他们几经努力，好不容易帮我邀了11个同事，连我一起12个人，组成一个“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10元钱来，交给“会”中一人。得钱的那个月叫“得会”，而“得会”的顺序是由抓阄确定的。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有人“得会”。
这样，“得会”的那个人当月就可以买上手表了。我“得会”的时间是夏天，刚好休探亲假。我就借路过上海的机会，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块当时不要票的上海牌手表，就算解决了这第一“转”。
再说第二“转”——自行车。记忆中，“三转”里这一“转”是最难弄的。当时只有上海、天津才生产自行车，牌子分别为“永久”“凤凰”和“飞鸽”，而外地老百姓要想买到它那可真是比登天更难。就是近水楼台的上海人、天津人，都要事先登记排队，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才可轮到，即使轮到了，还限购。因此，当年拥有一辆崭新的“永久”“凤凰”，或者“飞鸽”，比今天坐奔驰开宝马还要风光。
因此，当年我所在的“三线”工厂里，谁要是买到了一辆全链盒的“凤凰18”，那就跟抱得美人归一样，围观的，赞叹的，评头论足的，心底羡慕的，暗中眼红的，不一而足。
我因为穷，又没有“路子”，根本就不敢有此奢望。可工友看穿了我的心事，一天他问我到底想不想买？我说，情况这不都明摆着吗？一辆车子小二百，不要说我拿不出这钱来，就是拿得出，也没路子呀！工友神秘地说，前不久亲戚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说车子已经给我买到了，是天津“飞鸽”牌，全链盒的。我大吃一惊，真不敢相信！原来他动用了姐姐、姐夫的关系，从市外贸局弄到一张票，把家里的钱先给我垫上……
朋友帮到这份上，我真喜出望外，感激万分。车子到手后，我在调校和打扮上，着实下足了功夫。请手艺高超的钳工师傅把钢圈调平调圆，又自己动手反复调整前后轮轴承，使之达到最佳状态。为防止油漆划伤碰坏，我买来好看的塑料带，细心地把三角架的横档缠裹起来，使其耐用大方又漂亮。又买来翠绿色塑料套管剖开，做成套子套在链盒外边。这还不够，还买来彩色胶丝，请女工帮忙打成荷花坠子挂在钥匙上……经过这么一整，除油漆比“凤凰18”略逊点色外，其他都难分伯仲了。那可是一番特别的滋味在心头呵！
车子在我手里用了两年，我一直把它当宝贝，但两年来它还是被很多借用的人搞得伤痕累累，尤其内伤比较严重。虽然明面上还看过得去，但我心里有数，离荒货其实已经不远了。
按说，车子到了这地步，套用“活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的说法，这车子肯定是要终老到我手里了。可谁料我的一个师傅一定要我把车子转让给她！原来，她要给她的二女婿买辆像样的自行车，可办法想尽了却一点门道都没有。师傅是个轻易不开口的人，我虽然舍不得，却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将车况如实相告，师傅几乎是感激涕零地对我说，不用介绍了，你能原价让给我，就是对师傅的最大帮助啊！
就这样，第二“转”在我手上实际成了个难以忘记的过客。而卖车的那笔钱，说来落泪，不久竟成了家父的丧葬费。
第三“转”是缝纫机。在人们普遍做不起新衣服的窘迫时代，拆旧翻新、缝缝补补就是常有的事。因此，缝纫机成了家家户户过穷日子的必备品。那个时候，上海产的“蝴蝶”牌、“蜜蜂”牌等缝纫机市面上根本看不到，一般人要弄到这一“转”就太难了。当年最终帮我解决问题的是我妹夫的姐夫，是他从千里之外的“三线”纺织厂里，好不容易弄到一台“大桥”牌缝纫机，用火车托运到怀化，再请汽车送到我家里，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那“一响”指的是收音机。我结婚那年，几个工友凑份子，送了我一台6管2波段的晶体管收音机。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别说是什么“三转一响”了，就是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小汽车也显得平淡无奇了。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普及到寻常百姓家的小轿车，大众物质生活的提高，改革开放给国民带来的福利真是令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