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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LiteratureStudies世界文学研究,2020,8(2,61-67PublishedOnlineJune2020inHans.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https://doi.org/10.12677/wls.2020.82010AnalysisoftheConstructionofSelf-IdentityinChowChung-cheng’sAutobiographyKleineSampanLeiLiSchoolofGermanStudies,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Received:May27,2020;accepted:Jun.10,2020;published:Jun.18,2020thththAbstractAsoneofChowChung-cheng’smostwell-knownworks,theautobiographyKleineSampandemon-stratesthegrowingexperienceofayounggirlinthetraditionalChinesebigfamilyduring“MayFourth”period.Autobiographywritingistheself-narrationofpersonalhistory,anditisalsoaprocessofconstructingandinterpretingtheself-identity.InKleineSampan,ChowChung-chengcreatedaSelfbyselectionandinterpretationofautobiographicalfacts,whichpursuesfreedomandfightbravely.Theself-identityinKleineSampanismultidimensionalandthedifferent“selves”indifferenttimeandspacereflecttheauthor’sself-interpretation.Meanwhile,theconstructionofself-identityintheauto-biographyisundertheinfluenceofsocio-culturalcontextthatChowChung-chengwrote.Chow’sAu-tobiographywritingcanbeviewingawayofself-expressioninahybridculturalcontextandresistingthedualmarginalizationofoverseasChinesewomenbothincultureandgender.KeywordsChowChung-cheng,KleineSampan,Self-Identity,Autobiography浅析周仲铮自传《小舟》中自我身份的建构李蕾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上海收稿日期：2020年5月27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10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18日摘要周仲铮的自传《小舟》是其代表作，作品展现了“五四”时期一位少女在中国大家庭中的成长经历。自文章引用:李蕾.浅析周仲铮自传《小舟》中自我身份的建构[J].世界文学研究,2020,8(2:61-67.DOI:10.12677/wls.2020.82010
李蕾传不仅是个人历史的自述，更是作者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阐释。通过自传事实的选择和解读，周仲铮在《小舟》中塑造了追求自由、勇于抗争的自我形象。《小舟》中的自我身份是多维度的，不同时空下的“我”的关系折射出作者对自我的理解。同时，周仲铮作为海外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了其自传的身份建构，使她的自传写作成为异质文化语境下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具有反抗海外华人女性在文化和性别上双重边缘地位的意义。关键词周仲铮，小舟，自我身份，自传Copyright©2020byauthor(sandHansPublishersInc.ThisworkislicensedundertheCreativeCommonsAttributionInternationalLicense(CCBY4.0.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1.引言德国华裔作家周仲铮(1908~19961957年用德语创作的自传《小舟》回顾了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讲述了她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从养尊处优的大家小姐成长为妇女解放斗士的心路历程。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当选为1959年德国最优青年读物。此后，中、英、法、荷、意等多语种译本陆续出版，一个中国少女在新旧时代更替时期的成长故事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对于《小舟》的研究比较侧重于文本反映的外部因素，比如“五四”时期的思想变迁、近代女性社团的发展等，却不够重视自传的内部因素，特别是作者在文本中的身份建构与自我形象。身份是自传写作的起点和自传文本的归属，自传写作是作者对自我身份进行建构、阐释和确认的过程，因而从自我身份建构的角度来探讨《小舟》这部自传是非常有意义的。根据菲利普·勒热讷对自传文本的界定，自传以回顾性视角叙述作者本人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1],P.3，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的愿望是作者写作自传的基本动机。而自传作者自我意识的核心是身份意识，即作者对自己身份的确定([2],P.23。自传作者同时具有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家庭的等多种身份，在写作中作者不会对所有种类的身份都加以强调，所以本文特别关注的是身份的自我认同，是作者自己最重视的一个或几个身份。作者写作自传前会对自己的生命流程进行定位和定性，以此为基础选择和安排传才，建构出符合自我身份认知的自我形象，并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解释，以证明自我身份的合理性，使读者认可自己的身份。本文通过对《小舟》文本的解读，结合周仲铮的成长经历和创作背景，从自传事实选择、自传中不同时空下的“我”以及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自传创作三个方面分析周仲铮在自传书写中如何对自我的身份进行建构和阐释。2.自传事实与身份建构自传事实是构成自传的基础。学者赵白生指出，从历时性方面来看，自传事实具有呈现自我生成的特点，通过自传事实，读者可以了解传主的自我发展过程；从共时性方面来看，自传事实具有事实经验化的特征，即作者在自述生平的同时对所述事实进行解读和剖析，将事实经验化([3],P.117。以上所述自传事实的两个特征都与作者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密切相关：自传事实是建构自我形象的基本素材，作者对自传事实的选择和安排、剖析和解读以其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和理解为基础。通过对《小舟》内容的梳理，笔者发现，作者主要选取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和青年时期的抗争经历两个方面的自传事实来建构自己的DOI:10.12677/wls.2020.8201062世界文学研究
李蕾过去，呈现一个中国大家庭女性成员的成长经历。2.1.童年生活童年时期的回忆占据了《小舟》相当多的内容，尽管这一时期在时间上距离写作自传时的作者相当遥远，作者还是在自传的前五章真切而细致地再现了自己幼年时在上海和天津的生活。童年时代是传主探索自我的开始，是决定其一生极其关键的因素，对于塑造自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论西方还是中国的现代自传作者都很重视童年时代的经历。周仲铮所在的周氏家族是天津的名门望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和性别制度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普遍的延续。父辈在政治和经济界大有作为，而家族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女性来维系。《小舟》前五章对母亲的回忆和观察十分细致，却少有父女之间的细节性回忆。父亲是隐入幕后的家庭领导者和决策者，与孩子教育相关的方向性问题如孩子何时入私塾读书、读哪些书目等由父亲决定，但家庭的日常事务和子女养育由母亲实际负责，孩子成长的陪伴者和言行举止的实际教导者是母亲，所以作者对于女性家庭角色的初始认知主要来自于母亲。尽管幼年的周仲铮对大家庭里森严的礼教和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不甚了解，但她仍然注意到母亲在家庭生活中背负的沉重负担。母亲在家中既要作为慈爱的母亲照顾孩子，又要作为娴淑的妻子服从父亲，作为儿媳还需侍奉翁姑，谨慎处理大家族中微妙的人际关系。作者的儿时记忆中，在周家作儿媳的母亲总是抑郁寡欢的，只有当外婆来访或回扬州的娘家时她才会高兴起来。在外婆家，母亲得以暂时摆脱作为大家庭儿媳妇需要承受的压力和束缚，恢复了女儿的身份，重获自由和快乐。母亲在婆家和娘家的反差使幼年的周仲铮对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处境有了懵懂的认识，对婚姻的意义产生质疑：“结婚可能是件痛苦的事，它扼杀了一个少女的生活，使之适应夫家的生活习惯。这或许就是母亲不爱女孩的缘故？”([4],P.18女性在婚姻中承受的痛苦成为作者眼中母亲偏爱男孩的原因，这甚至使她产生放弃女性身份、成为男性的愿望。就作者当时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来说，想成为男性主要是为了获得母亲更多的爱，但这仍从侧面反映出幼年时期作者因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感到一种焦虑。通过母亲的处境，作者可以隐约感知到传统的父权秩序下，女性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处于从属地位，成年女性接受母亲、妻子、儿媳等身份意味着个人自由的丧失，“我要当男孩”这一愿望实际上暗含着摆脱女性身份带来的压力的愿望。女性成年后在婚姻家庭中的境遇使周仲铮在童年时期对自己年龄的增长感到十分担忧。“一个十岁的姑娘已是三分之二少妇，因为她十五岁就要结婚”([4],P.36。在幼年的周仲铮心中，“童年自我”和“成年自我”是分裂开来的，“成年自我”意味着接受妻子、母亲等身份的束缚，相比之下，“童年自我”则拥有自由和希望。学者陈玉玲指出，童年在女性自传中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童年被想象成“真正拥有自我的一段黄金时光”([5],P.189，回忆童年成为女性自传中的一种纪念仪式。由此可见，作者幼年时害怕长大的原因在于其希望拥有自我的童年时代得以延续，这也是她青年时代奋起反抗的心理动机之一。而成年后的作者在自传中怀着伤势的哀愁追忆童年，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她对女性社会化之前的未受压抑的“童年自我”的向往与缅怀。2.2.叛逆少女的抗争经历叛逃家庭、争取进学校学习和出国留学的机会是作者回忆的核心内容。同二十世纪初多数中国官宦家庭的女儿一样，周仲铮和姐姐只能在家中的私塾读书，无法像哥哥们一样去新式学校学习。她和姐姐日常要学习刺绣和手工，读《女儿经》、《烈女传》。这种以打造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为目标的传统教育使她深感不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周仲铮接触到《新民意报》及其专门探讨女性问题的副刊《女星》，她从中学习到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新思想，日益认识到传统性别制度的不合理性，遂萌DOI:10.12677/wls.2020.8201063世界文学研究
李蕾生了逃离大家庭的愿望。周仲铮的想法得到天津妇女运动领袖李峙山的支持，在她的帮助下，周仲铮离开天津的家，来到北京。离家出走期间，天津的女性社团女星社负责调解两代人的矛盾，劝说周仲铮的父母支持女子教育。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和解。周仲铮重新回到天津，而她的父母则允许她入读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进入女师学习后，周仲铮并未停止抗争。第一女师在教学上偏重家政课程，在生活上对女学生的言行举止实施严格的监督，固守“男女之大防”的性别界限，而周仲铮对这种固化传统性别观念的教育方式提出质疑，号召同学进行抵制。对女师的教育模式感到失望的周仲铮开始追求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目标，她成为南开大学向女性开放后首批入学的四名女学生中的一员。在南开大学学习两年后，周仲铮决定留学欧洲，进一步认识世界。官宦之家的未婚女子出国留学在当时实属罕见，这一决定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周仲铮再次与父母抗争，坚持不懈地与父母周旋，最终她获得父母的许可，于1924年赴法留学。由此可见，作者试图在《小舟》中呈现一部“五四”运动时期女性青年的抗争史和叛逆史，文化传统、新兴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团体、作者的个人追求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杨正润认为“身份的自我认定，是社会的文化机制和主体的自我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6],P.312。那么，周仲铮与家庭持续性的抗争，抵抗学校在塑造女性角色上的偏颇，则是反抗社会文化机制对女性身份的束缚、张扬自我意识的过程。透过对立、对抗的过程，周仲铮逐步争取到发展和定义自我的自主权，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她将名字由“周荃莲”改为表示铁骨铮铮的“周仲铮”就是宣示自主权的一种表现。透过关于对抗性经历的述说，《小舟》凸显了周仲铮的身份追求，树立了独立、勇敢、具有自由意识与反叛意识的自我形象，建构起打破既有文化传统下女性身份标签的新身份。3.不同时空下的“我”自传书写是以自我为轴心展开的，但这里的自我并非单一的、直线的、平面的，而是多个层次的自我在时间与空间的移动中相互对话、交涉、凝视，并接受公众的论断([7],P.82。下面，笔者将以私人领域的“小我”与公共领域的“大我”、“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为例，分析周仲铮自传书写中不同时空下的“我”。3.1.“大我”与“小我”一般而言，男性自传主要通过传主在政治、军事等公共领域的经历来建构自我及反应所处的时代，而长期以来，女性则被困在私人领域，“女性要写自传必须进入公共的、知性/精神的话语领域，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她必须越过将女性生活定义仅局限于私人生活这一文化准则”([8],P.273。因此，私人领域的“小我”和公共领域的“大我”之间的关系对于考察女性自传中的身份建构尤为重要。首先，《小舟》继承了女性自传的书写传统，注重私人领域的书写，并倾向于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来反思、建构自我。周仲铮在自传中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家人共同的生活经历、与家人的关系、兄弟姐妹的个人命运是她关切的核心。她首先将自己以女儿、姐妹的身份置身于家庭生活领域中，通过父母的婚姻关系、自己与父母间的代际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同辈关系来展现自己的成长环境，描写与解读个人的发展过程。其次，《小舟》在“五四”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表现个人的历史，记录了女性打破私人领域的局限、进入公共领域的尝试。周仲铮在《小舟》中译本后记中将自己称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人”和“五四运动的产儿”([4],P.273。这说明她在自传书写中不仅从家庭关系出发定义自我，还在更加广泛的时代背景下阐释自我。周仲铮叛逃家庭并最终赴法留学的经历是近代社会女性突破私人领域的局限、在公共领域争取发展空间和自由的一个范例。她在自传中特别强调，《新民意报》、《女星》等提倡新DOI:10.12677/wls.2020.8201064世界文学研究
李蕾思想的近代报刊媒体在她的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而她离家出走的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又激发了社会对女性解放的广泛讨论。时代思潮对周仲铮的个人发展和个性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她个人的奋斗经历又成为时代记忆的一部分，参于塑造了时代话语。由此可以看出，周仲铮的自传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融合起来，既反映了中国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独特的社会风貌，又记录了个体在历史大潮中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从而将“小我”与“大我”的统合起来。3.2.“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周仲铮在《小舟》中按照时间顺序追述了自己从出生到青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但作者并非单纯地“再现”过去，而是从“现在的我”的立场出发重新诠释“过去的我”。《小舟》中的“我”既是现时自传文本的叙述者，又是历史中的被叙述者，两者在自传书写中统合于一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裂解，“现在的我”审视着“过去的我”，与其进行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在此过程中，作者选择哪些事件呈现“过去的我”以及从哪些角度叙述，本身已经构成一种论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对于自我及周边世界的认知([5],P.189。作者在《小舟》中非常细致地回顾了自己所在的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的组织结构、生活规范、礼仪习俗、婚丧寿考等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展现大家族的生活形态时，并不刻意炫耀曾经的奢华生活，也未有意拔高立场，对大家族的守旧作过多批判，而是描写了种菜、养蚕、游戏、家庭诗会、游园、会客、纳凉等诸多充满情趣的家庭生活片段。占据作者回忆主流的不是大家庭生活中的排场与矛盾，而是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平常而温暖的场景。虽然《小舟》塑造了一个与家庭抗争的叛逆的自我形象，但作者在自传中将自己激烈的抗争经历温和化了，较少渲染守旧的父辈与激进的子辈之间的矛盾，避免对两代人冲突的正面描写，而是着力刻画父母在新思想冲击下的茫然与困惑，在面对子辈抗争时的震怒与失落，以及最终因爱而妥协的无奈。总的来看，作者创作自传时并不是单纯地从新时代的视角去批判传统家庭的因循守旧，而是写两代人之间的亲情与含蓄的爱，写两代人因思想不同而无法互相理解的痛苦与无奈，使整部作品成为关于家园的温暖回忆。周仲铮年少离家，远航欧洲，留学法国、荷兰，最后定居德国。在德国创作《小舟》时，她已经离开中国三十多年。书名“小舟”一方面指代周仲铮本人，因为她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常被同学叫做“小周”，“小舟”和“小周”同音。另一方面，小舟是她对于自己当下境遇的形象比喻，栖身国外、历经艰辛的她如一只风浪中的飘摇的小舟。作者青少年时期在固守男尊女卑传统的家庭中固然承受许多痛苦，甚至一度叛逃家庭，但在如小舟一般漂泊多年后，家庭记忆经过作者的筛选、重组与诗化，滤去了苦痛，成为美好的眷恋。家庭回忆使现在身处德国的“我”与过去在天津家中同父母兄妹共同生活的“我”相互交涉，如纽带一般将“现在的我”与遥远的故乡联结起来，为远离故土的“我”提供了重要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周仲铮在第一章开篇的短诗中写道：“母亲，要知道，我虽身在远方，却依然活在你的心里。母亲，我希望一旦归来，你仍将我喜爱”([4],P.1。正因为对故乡的眷恋与对父母之爱的怀念，作者在展现家庭关系时没有像习见的描写“五四”时期的作品那样将父辈与子辈置于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关系中，她笔下的父母不是顽固不化的旧思想代表，“过去的我”不是大无畏的女英雄形象，“我”与父母都是在时代和自己身份限定的空间内挣扎着渴望亲情的普通人。时过境迁之后，“现在的我”已经可以理解父母当时的处境，与曾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家庭达成和解，父母给予的温暖和爱成为故乡记忆中最无法割舍的一部分。4.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书写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现今国际图书市场所谓的新趋势，即中国作家用外文写作，追忆自己在中国的青年时代，实际上早已有一位先行者：定居波恩的艺术家周仲铮”([9],P.236。作为海外华人作家，DOI:10.12677/wls.2020.8201065世界文学研究
李蕾周仲铮远离故土多年，长期处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中，但她在中国长大，她的父母按照孔子的规矩教育子女，家塾中教授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于血脉深处。于是在她脱离文化母体，与西方文化碰撞和遭遇，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为身处东西方文化之间而无法定位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中国文化基因就会自然显现，书写自己在故乡生活的经历成为寻求和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周仲铮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最初进行写作并非有志于文学创作，而是因为当时她远在德国，归日无期，为了怀念，才开始写自己在中国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0],P.74。自传以回顾性的视角来建构个体的生命历程，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还在于当下的自我。对于长期远离故土的周仲铮而言，自传不仅重绘了自己成长和发展的轨迹，更重建了自己与中国文化失落的联系。在异质文化语境下自我表达、自我确认的需要成为她写作自传的重要动机，同时影响了叙述语言的选择。《小舟》有大量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建筑、饮食、家族制度的描写，记录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故事要进入德国读者的视野，就需要采用当时社会主流的写作语言，即德语。如此，周仲铮内心对故土文化的情感才有可能被德国读者理解，作为海外华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声音才能更好地被听到。周仲铮不仅是身负东西方双重文化传统的华人作家，同时还是成长于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家庭的女性作家。较之于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更多了一层传统和观念的枷锁。传统的女性自传批评认为，一般大众期待男性比女性更有施为能力。女性的生活常常没有公共空间，没有机会缔建丰功伟业，因而女性提笔写自传时，往往自惭形秽([11],P.134。周仲铮作为欧洲世界中的华人和中国男性世界中的女人，在文化和性别的社会构成中均处于边缘地位。在双重压抑之下，反抗是必然的，而周仲铮的自传写作就成为一种极有意义的反抗行为，是对自己在性别和文化上双重边缘身份的挑战。因为她的自传将被历史淹没的海外华人女性的成长史和个人经验引入读者的视野，在边缘中发出了自我维护与自我确认的呼喊。对海外华人女作家这一身负双重枷锁、处于双重边缘的特殊群体而言，这种自传写作能以文本的形式再现个人历史，反抗社会现实，因而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主体的认定，使她们能够以写作的方式证明自我，获得身份认同。5.结语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安排童年家庭生活和青年反叛经历两方面的自传事实，在《小舟》中塑造了勇于反抗传统性别观念、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自我形象，并将个人历史中的“小我”与时代记忆下的“大我”相结合，呈现了女性个体在“五四”时期的奋斗与挣扎。文本中这一自我形象的建构又映射出作者海外华人女性的身份和境遇。多年的异国漂泊后，家庭给“过去的我”带来的痛苦淡出记忆，留下的是对家庭温暖和中国文化的无限怀念与眷恋。作为生活于西方社会的华人女性，作者在社会的文化和性别构成上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特殊境遇下，自传书写成为异质文化语境中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尝试，是作者对自己边缘身份的一种反抗。基金项目本文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的资助。参考文献[1]菲利普·勒热讷.自传契约[M].杨国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01.[2]杨正润.众生自画像: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赵白生.我与我的周旋——自传事实的内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13-118.[4]周仲铮.小舟[M].郑开琪,于汎,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5]陈玉玲.寻找历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传的主题性研究[M].嘉义:南华管理学院,1998.DOI:10.12677/wls.2020.8201066世界文学研究
李蕾[6]杨正润.现代传记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7]罗久蓉.近代中国女性自传书写中的爱情、婚姻与政治[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7(15:77-14.[8]雪莉·纽曼.“欲火深林中的行尸走肉”:自传和女性身体的建构[M]//沈忱,译.梁庆标.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黄敏.周仲铮自传体小说《小舟》之价值[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4-77.[11]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J].中外文学,1997,26(4:133-150.DOI:10.12677/wls.2020.8201067世界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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